明确上海金融市场建设的事权

　　2008年7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听取上海市委、市政府工作汇报时指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国家的战略任务,国家要加强协调和指导,但主要还是靠地方。

　　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市委九届四次会议提出“以金融市场建设为核心、以金融改革发展先行先试和营造金融发展环境为重点”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基本思路。

　　因此,如何进一步协调中央与上海的金融事权划分成为《条例(草案)》制定过程中的一大看点。

　　目前,记者拿到的《条例(草案)》共包括八章四十条,按照中央和地方关于金融事权的划分,着重就金融市场体系、区域布局和基础设施、金融人才环境、金融创新环境、信用环境、金融风险防范和法治环境建设等做了规定。

　　上海市金融工委相关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所谓金融事权主要是指涉及金融方面事务的权力,例如政策制定决策职能、监管掌控权职能、具体操作职能。中央政府掌控着金融决策、监管等职能,而上海对本地的金融市场具有操作职能方面的部分金融事权。”

　　例如,一些在沪中央金融机构的设置充分体现了这种金融事权的划分。2005年,央行在上海成立了央行上海总部。通过这样的机构设立,央行已经把一部分操作性业务职能以及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等机构放在了上海。

　　记者了解到,《条例(草案)》第二章主要涉及了上海金融市场体系建设方面的“操作性”职能,包括了金融要素市场建设(货币、外汇、债券、股票、商品期货、金融衍生品、保险、黄金、产权)、金融机构建设(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期货、融资租赁、货币经纪、财务公司)、金融工具和产品(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国债收益利率)、资金结算清算体系建设、金融后台服务、金融中介服务等方面。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上海市人大常委和财经委员会对于如何在《条例(草案)》中进一步明晰金融事权和提高监管效率提出了更高的期望。

　　上海市人大财经委副主任朱匡宇提出,由于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仅要求在上海市范围内进行统筹协调,更需要得到中央监管部门的支持,所以建议上海应依靠和发挥央行上海总部作用,在更高层面、更广范围构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推进协调机制,同时配合和支持“一行三会”(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建立健全针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监管协调机制。

　　据有关人士透露,国务院等相关部委正在就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建设酝酿政策性文件。在谈及该份政策性文件与《条例(草案)》时,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国家政策与上海地方条例将呈现出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央政策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会努力做到,但具体的工作需要地方条例来贯彻落实。”

　　金融核心区明确为“一城一带”

　　《条例(草案)》第十四条规定,上海市政府应该根据陆家嘴金融城、外滩金融集聚带、张江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洋山保税港区以及其他区域各自的发展优势,完善本市金融业空间布局。而其他区域布局和基础设施部分也集中在第三章规范。

　　记者看到,按照该规定,“陆家嘴金融城”和“外滩金融集聚带”将构成“一城一带”布局,并成为上海建设金融中心最终确认的金融核心区,这与长久以来上海建设“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提法已经有了较大的不同。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2008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蓝皮书》里的一些看法颇具参考性。该蓝皮书指出,从上海和国家确定的发展目标看,陆家嘴国际金融城的开发面积太小。尽管大陆家嘴地区有面积28平方公里,但小陆家嘴地区仅1.7平方公里。根据目前容积率所建成或即将建成的商务楼及其辅助设施,将无法容纳不断增加的金融机构、公司总部以及给服务类机构进入的需要。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蒋卓庆也就此进行了解释,他认为,从目前纽约、伦敦的情况看,传统的金融集聚区已经不能满足新增金融机构的需求,纽约、伦敦正在规划新的金融集聚区。自浦东新区开发开放以来,陆家嘴金融城逐步形成,已具规模;外滩金融集聚带在历史上即为金融机构集聚区域,目前正在原有集聚区域上向两侧延伸。

　　外滩作为上海金融业的发源地,曾盛极一时,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曾被称为“远东的华尔街”。在解放前,就金融市场规模而论,外滩仅次于伦敦和纽约,居世界第三。随着如今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外滩金融街(000402,股吧)被重新纳入规划,将延伸扩展为占地面积2.6平方公里的“外滩金融集聚带”。

　　上海市金融办主任方星海在说起“一城一带”的规划时解读说:“陆家嘴金融城、外滩金融聚集带,这两处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物理上主要的聚集点,黄埔江到那边正好是拐了一个弯,有弯的地方,有水的地方,财富才能留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