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中国商品期货交易量占全球场内交易商品期货的比重已由2010年最高峰时的53.66%下降至去年的38.03%。去年这一比重，虽仍高于去年商品期货成交量亦有所下降的美国的28.31%，但中国作为全球商品期货市场老大的地位正受到高速增长中的英国、印度和俄罗斯等国商品期货市场的挑战。

而去年国内期货市场成交量大幅下滑的背景，就是证监会根据国家调控通涨预期的需要对各交易所的“过度交易”进行了干预。

两年前已上市国内首个金融期货品种的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则受困于现行新品种上市审批制度，至今仍是沪深300股指期货“独生子”一个，因而在成交量上很难与国内三家商品期货交易所一起跻身全球衍生品交易所前30强。

即使是证监会引以为豪的保证金监控制度，也因缺乏统一结算的功能，而使分散在四家期货交易所的客户保证金的使用效率大打折扣。

以净资本为核心的期货公司风险监控体系，属于从原则监管的美国引进的舶来品，但配套的期货公司分类评价监管制度，却至今未能在业务创新等方面为A类公司落实先行先试的政策，从而促使期货公司走上差异化竞争之路。

令期货公司尴尬的是，至今也只有经纪及咨询两项业务许可获批。期货公司类型，也缺乏国外FCM、CTA、CPO、IB等多层次。

期货交易所形同证监会直属执行部门，而期货公司会员无权从期货市场成长中分享利润的管理体系，也使期货行业“富庙穷和尚”的矛盾突出。

体制重塑不妨从信息披露改革开始

已走出“摸着石头过河”阶段的中国期货市场，在“顶层设计”呼声下正面临“由上而下”改革监管制度体系的大好时机。但如同捆绑许久的螃蟹，期货市场要想一下子恢复创新的活力，也是不现实的。

事实上，作为期货市场基础单元的期货公司，已有多位总经理向媒体抱怨，大好形势下期货公司人才储备、技术投入不足的短板已毕现。

期货监管制度体系的重塑，也同样面临监管方式、监管法律法规等的配套改革问题，因此并非一蹴而就的。以去年底才公开征求过意见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修订版为例，尚未来得及正式颁布，又因期货公司IPO、自营业务开放等新政的即将出台不得不回炉重新修订。而作为期货监管制度体系立身之本的《期货法》，近几年内也恐难以出台。

至于证监会的期货监管部门独立出来，成立一类似CFTC的期货甚至广义衍生品的监管机构，以加强大宗商品、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监管，在目前国内金融业监管尚属“多龙治水”的背景下，亦属理论上探讨。

不过，国外原则监管下更多依赖监管对象的信息披露和社会中介机构监督，或可以给我们更多启示。

其实，因操作程序简单，在加强信息透明度方面大有可为。证监会如同CFTC每月披露期货公司的保证金、净资本数据，期货交易所则加大各主要上市品种持仓集中度的披露，而期货公司必须按金融机构标准在规定时间内披露其完整年度财务报告，期货业协会则可扩大其会员诚信平台的对外开放。

但令人费解的是，即使如三大商品期货交易所将每日成交数据由双边改为按单边发布这样轻而易举的事情，至今未见有所行动。

猜想2投资者结构会发生巨变？

汪睛波

2012年内实现度：★★★★★

期货市场投资已经逐渐从散户为王向“抱团取火”方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