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缺乏与境外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通道，才使得中国幸免于难。那么中国到底要不要进行金融创新？金融海啸以席卷全球之势汹涌而至。究其根源，人们将过度泛滥的金融创新视为一个重要原因。正因如此，中国到底要不要进行金融创新也成为一个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在反对者看来，正是由于缺乏创新，中国的金融业才幸免于难，逃过此劫；而赞同者认为，要真正融入全球经济，就必须进行金融创新，否则只能闭关锁国。

　　“金融创新本身没有过错，只是因为监管不力，才演化成为目前如此糟糕的状态。”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所金融衍生品高级分析师王士明对本刊记者分析。

　　“‘过犹不及’这个词用在此处很恰当。”宏源证券研发部金融衍生品高级分析师刘佑成说，“绝不能因噎废食，看到别人出现问题我们就不去创新。恰恰相反，目前股票市场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点位。如果这时候推出衍生产品，进行金融创新，从而完善制度建设对市场是非常有利的。”

　　金融衍生品泛滥热议危机之源

　　关于此次全球性金融海啸的根本原因，业界一直以来就有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是金融衍生品出了问题。”中国国际金融协会常务理事谭雅玲女士如是分析道。

　　但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常清教授认为，从危机的实际过程来分析，根源不在于衍生品，而是“金融腐败”。正是由于“金融从业者，包括机构，为了追求短期利益，自己获得高额报酬，置风险于不顾，甚至于推迟风险，延缓风险，最终导致了危机的爆发。”

　　王士明则标示，美国次贷危机只是一个表象，根源在于美国消费方式出了大问题，过度透支了未来的消费。

　　虽然危机的根源究竟在什么地方，至今还没有定论，但美国金融市场上衍生品被过度滥用的事实似乎已经得到业界的一致认可。

　　“金融衍生品链条过长，牵一发而动全身。”王士明认为，美国的金融衍生品在近几年发展很快，其复杂程度也日益加剧，而随着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开发，风险在表面上无限分散的同时，暗地里其实堆积得越来越严重。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晓蕾公开表示，从信用泡沫——产品泡沫——资金泡沫——价格泡沫——市值泡沫，通过衍生品形成了一条长长的泡沫链。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和漫长的销售链条，导致投资者看不到按揭贷款的本质和根源，而且滥用金融衍生品拉长了交易链条，助长了投机。

　　虽然目前尚不能贸然断定金融衍生品就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但过度滥用的金融衍生工具无疑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能让血汗钱都打了水漂融入全球金融创新之旅

　　由于中国金融创新不足，开放度不够，所以才使得中国在这次危机中能够幸免于难，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就不应该坚持金融创新？

　　这是10月5日中国证监会宣布推出融资融券试点时，一些市场人士的不解和困惑。但有专家表示，这是种“很可怕的观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不可逆转，我们“要通过扩大开放解决问题，不能固步自封，用自娱自乐甚至自娱不乐的方式解决问题。”

　　“中国的金融创新是一定要进行的。”王士明说，但前提“一定要有金融监管，制度先行。”谭雅玲也认为“应该制度在前，产品在后，这样收益和风险才能得到保证。”

　　中诚期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伟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与国外相比，中国的金融发展还是“小工作坊”，“中国人用自己辛苦积攒了几十年的钱去从事国际大循环，而国际大循环是以金融主体创新为主的”。

　　这就意味着，如果要融入国际大循环，“你只能适应调整，要不然就闭关锁国，这是无奈的选择。”如果认同全球经济一体化，就必须进行金融创新，符合世界潮流，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保护自己。“否则你的用实体经济挣来的血汗钱都打水漂了”。

　　事实上风险与机遇总是相伴而生。

　　北京工商大学胡俞越教授表示，美国这次危机的爆发为金融市场，尤其金融衍生品市场研究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我们要认真地、冷静地分析、总结、反思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以及金融衍生品市场存在的问题，积极地发展我们国家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缩短与美国、英国、日本这些金融强国之间的差距，并且争取早日成为世界金融强国。”

　　在他看来，“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背景下，极有可能会引发一场全球经济格局和金融秩序的大调整。在这个大的调整过程当中，我认为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好的机遇，我们不能错失这样的机遇。”

　　“把握时机，积极而适度的创新。”刘佑成表示，目前次贷危机导致市场低迷，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价位。如果这时候推出衍生产品，进行金融创新，对完善制度建设、对市场都具有积极的意义。“金融创新和救市两者可以结合在一起。我们不妨从完善市场制度的角度来推出一些政策，这些政策既能达到维护市场稳定的目的，也能为中国资本市场长远发展提供机遇，这无疑是两全其美的。”他说。

　　中国证券市场自成立以来一直都是单边市，没有做空机制。当市场上涨时所有投资者都很开心，因为“有钱赚”；而下跌时，几乎所有人都倒霉，因为没有办法规避市场风险。所以市场的波动很大。

　　坊间传闻，A股从6000多点跌至2000点，是基金追涨杀跌所致。“我要为基金说句公道话，”刘佑成告诉记者，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就是中国缺少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工具。“明知市场要跌，能不卖吗？唯一的策略就是抛售手中的股票，而由于持仓过大，卖出并非易事。”因此，“中国市场迫切需要改变这种状态，需要引入做空机制。”

　　刘佑成认为，引入融资融券业务是个非常好的开端，也为股指期货的推出做了铺垫。 “我个人认为，未来半年或者一年内推出股指期货是非常好的时机，因为风险控制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人才储备也相对完善。”

　　王伟分析道，中国期货市场在没有受到任何倾向性政策的照顾下自生自灭，经过十一年的不懈努力，其自由竞争态势得到了良性循环发展，已形成一套符合中国特色的监管机制，而经过多年发展，也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

　　“融资融券不能规避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一定是通过股指期货进行规避的。从避险的角度来讲，融资融券是股指期货推出前的前奏，它是一个配套措施。”王士明说，股指期货可以熨平市场的波动幅度，当市场大幅上涨的时候，它可以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在下跌的时候，又可以使下跌不致太快。

　　“如果在5000~6000点时段推出股指期货，我认为大盘不会跌这么深。这样的产品推出，既是救市的手段也是治市的手段。”胡俞越坦言，治市和救市并重，救市是治标，治市方是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