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过程中，不是用一把尺子衡量各方面的利益诉求，而是在充分尊重各自利益的前提下求大同存小异

文/白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最新数据表明，2002～2011年，世界初级产品价格上涨229.8%。其中，粮食、饮料等以“吃”为主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118.1%，有色金属、铁矿石、棉花、天然橡胶等以“用”为主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177.2%，而原油、天然气、煤炭等以“烧”为主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幅度则高达310.6%。

最令人担忧的是，过去10年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这种上涨，呈现出令人无所适从上蹿下跳的“兔市”。从最近五年来看，世界初级产品价格在2008年上涨27.5%，在2009年却下跌29.9%，而在2010年和2011年则分别上涨26.1%和26.3%。

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剧的过程中，价格上涨过猛损害进口国的利益，价格下跌过大则给出口国带来损失。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于稳定大宗商品价格的呼声越来越高。

价格机制失灵的根源

2010年末，时任意大利总理的贝卢斯科尼在给G20领导人的信中称，包括原油在内的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对穷国造成了令人担忧的影响，并可能对全球需求及价格水平带来负面影响，要求制定一个完善商品衍生品监管的规则草案。2011年G20轮值主席国法国就主张将如何抑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扬的议题纳入G20峰会正式议题，重点是减少价格操作、规范大宗商品金融交易。

对于改革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而言，从目前利益博弈现实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失灵和投机资本造成市场秩序的失范，通过倒逼形式将不同利益立场的“诉”，凝聚成共同行动的“求”的共识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目前，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求”稳并不容易，说明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过程中，各方之“诉”向共同之“求”的转换并不十分均衡。事实上，对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要客观看待，要看到来自新兴市场的“刚需”增加、一些跨国公司垄断矿产资源供应以及稀缺程度等诸多因素推动着大宗商品价格涨势，不能够盲目谈“涨”色变。不过，在现有的国际市场运行机制下，前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显然超出正常幅度，说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出现了失灵。

不可否认，当前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的主因在很大程度上与国际投机资本的疯狂炒作行为有关。但进一步看，则当属美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后遗症”，说明现阶段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与各国货币政策关系密切，而稳定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前提就是要实现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

正如前不久落选的法国前总统萨科齐2011年6月14日在欧盟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强调的那样，由新兴经济体需求增加导致的价格动荡可以接受，但因为原材料和农产品的金融化而带来的价格动荡则不能接受。显然，在发达国家金融业发展显著超前于发展中国家的背景下，国际市场上的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中虚拟经济成分越来越多，说明更多体现出的是发达国家之“诉”，而实体经济成分则越来越少，说明较少体现广大发展中国家之“诉”，大宗商品价格的稳定之“求”自然也很难实现。

凝聚共识的策略选择

目前看来，在稳定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方面，美、英等国是金融衍生品最丰富、交易最频繁的国家，抑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难免触及其过于放任的货币政策与金融交易机制，两国对此表现得不积极是正常的，但也没有在公开场合表示反对。

然而，经历了虚拟经济泡沫的破裂，美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也在反思以往过于依赖发展虚拟经济的做法。反之，如果由于美元汇率不稳而导致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失控，也不一定符合美国的长远国家利益。由此可见，尽管相关各方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但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国家对于应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至少已有共识。

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方面，中国所持的立场无疑有助于尽可能将各方之“诉”转化为共同之“求”。2011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法国戛纳参加G20峰会时强调，关于控制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问题，一是把稳定大宗商品价格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结合起来。二是把稳定大宗商品价格同保障全球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结合起来。三是把稳定大宗商品价格同加强国际发展合作结合起来。至少，胡锦涛主席推出的“三结合”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相关各方“求同”的基础。

一方面，要从维护自由贸易的角度入手，努力消除一些国家大宗商品供应的不合理限制。尤其突出的问题是，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公司和力拓公司与巴西的淡水河谷公司事实上已经垄断了全世界大部分铁矿石供应，造成了铁矿石价格的连续暴涨。针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的公平贸易问题，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去年就曾经强调，G20需要解决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问题，建立一套更加透明的系统，让各国得以公平地购买大宗商品。除此之外，韩国方面也表示希望由G20出面制定针对粮食等资源产品出口限制的指导原则。

另一方面，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入手，尽可能抑制针对大宗商品的不合理需求增长。在抑制需求过快增长方面，现阶段中国为国际社会作出了表率。从前不久公布的“十二五”规划不难看出，减少经济增长对资源的过度依赖已成为未来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环节，甚至中国政府为此将经济增长的“保八”目标调整为7%的增长预期。

健全机制的改革方向

改革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是一项涉及到世界各国利益的复杂系统工程。为此，要把握好五大方向：

一是要处理好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密切相关的经济协调问题。近些年来，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的量化宽松、中国的宏观调控等相关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透过各国在经济政策上的相互合作，间接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加以影响会更加有效。

二是要有助于解决好危机应对问题。无论是国际金融危机，还是北非、西亚政局动荡，或者是日本地震、海啸、核污染造成的自然灾害相互叠加，都会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带来显著冲击，而如果应对得当，就可以有效地阻止这一系列危机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所带来的“次生”影响。

三是要通过抑制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确保相关贸易健康发展。国际贸易发展对大宗商品价格所产生的影响往往会出现失真，如跨国公司内部转移定价、市场垄断势力增强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发现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因而，这些影响国际市场大宗商品定价真实性和有效性的因素自身应当受到制约。

四是要减少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对世界经济复苏带来的不确定性。通过改革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在防止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过度波动方面，有关各方需要更加有效地增强相互沟通，以避免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对世界经济的长期均衡发展造成剧烈冲击。

五是要有利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在应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波动的过程中，推进改革就意味着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及时调整国际分工，从价格信号入手，引导大宗商品的贸易发展与全球范围内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相吻合。

从上述六大方向出发，在改革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过程中，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提出具体主张：

首先，要以全球金融治理作为突破口，在防范各种金融风险过程中，积极推动纽约、伦敦、芝加哥、新加坡等地的大宗商品交易场所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行业自律，规范各种金融资本对于大宗商品交易的介入行为，在信息披露、交易规则、保证金、交割手段、品种开发等方面形成类似于ISO标准的国际规范。

其次，要从强化危机应对机制、对话协调机制、缓冲存货机制、多边合同机制、平准约束机制、共同干预机制、配额调节机制和共同基金等手段入手，增加G20、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能源机构、欧佩克等国际机构在应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过度波动过程中的备选砝码。

再次，要建立有重要大宗商品出口国、进口国和世界上主要金融大国，甚至某些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共同参加的覆盖整个世界的综合性商品组织，从制度上为各方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定价过程主张自身利益诉求提供平台，以克服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职能覆盖范围上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