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我国期货市场品种创新开始提速，一批包括原油在内的大宗商品和国债等重要期货品种正在加紧筹备上市，铁矿石、碳排放权、商品指数等战略性品种也在积极研究中。令人振奋的是，近期，监管层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及“要加快铁矿石、碳排放权等品种的研究工作”，足见其推动这些看似困难的新品种上市的决心。

“有了监管层面的推动和支持，研究铁矿石、碳排放权等战略性品种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将会得到妥善解决，但这些品种的上市基础却不尽相同。”在业界人士看来，我国铁矿石现货市场发展已经比较成熟，推出铁矿石类期货可能会相对早一些。而碳排放权期货因国内碳现货市场刚刚起步，基础较薄弱，推出可能要相对靠后一些。

我国是全世界铁矿石最大的买家，但在国际铁矿石定价方面几乎没有发言权，只能被动应对铁矿石价格的剧烈波动。近些年来，铁矿石价格的疯涨让国内钢铁企业吃尽了苦头。铁矿石期货的推出不仅有助于我国在国际市场争夺铁矿石定价权，而且可以帮助国内铁矿石生产、贸易和消费企业规避价格波动风险。

“从我国铁矿石现货交易市场的情况看，国内已具备了开展铁矿石期货交易的条件。”一位国内钢铁企业人士对期货日报记者说，我国铁矿石港口现货贸易市场容量很大，天津港、青岛港和曹妃甸港等已成为国内铁矿石贸易的重要集散地，贸易商非常多。另外，国内铁矿石现货价格市场化程度较高，与反映实际需求的钢材价格相关性也比较高。此外，铁矿石是一个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大宗商品，潜在投资者不仅包括矿山、钢厂和贸易商，还有国际投行等专业机构投资者。

不过，由于铁矿石具有分类复杂、品位较多的特点，其期货合约标的物和交割细则的确定存在一定难度，如果处理不好，很有可能会影响未来市场的活跃度和影响力。“铁矿石期货合约标的着实不好选，仅62%品位级别的就有62.5%、62.75%等，63%品位级别的就更多了。”上述钢铁行业人士表示，由于各种品位铁矿石的进口量不断变动，选择进口量较大的某一品位铁矿石作为合约标的并不可取，而且还有可能面临市场被操控的风险。　　与其他商品不同，铁矿石供应市场长期受制于国际三大矿山，各种品位铁矿石的生产和供应量决定权在他们手中，其供应量的增减必然会左右市场价格。若选择某一品位的铁矿石作为期货合约标的，那就避免不了未来市场被操控的可能，这不仅会加剧铁矿石期货价格的波动，还不利于价格发现，使期货价格严重失真。

“合约标的选择并非无解，我们可以选用铁矿石价格指数作为标的物。”一位非常熟悉铁矿石贸易的行业人士表示，当前最为关键的就是要开发一个能够真实反映国内铁矿石现货市场情况、被市场广泛认可的铁矿石价格指数，而且这个指数一定要公正、公开、透明，要具有防操控性。

目前，我国已有多个定期公布的铁矿石价格指数，其中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去年发布的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CIOPI）和Mysteel公司编制的MyIpiC价格指数最具代表性。

CIOPI由国产铁矿石价格指数和进口铁矿石价格指数两个分项指数组成，其中进口铁矿石价格指数以进口量最大的粉矿为基础并折算为含铁品位62.0%的干基粉矿价格来计算，样本采集则以中钢协会员企业和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会员企业报送的进口铁矿石数量和到岸价格为依据，并参考8个国内港口进口铁矿石市场成交价格作为基本数据，样本采集覆盖范围可达进口量的95%以上。

MyIpiC在矿石基准品位选择上以63.5%基准品位为准，其中进口矿以印度63.5%品位的粉矿为代表，且进口矿价格是青岛、天津、京唐、曹妃甸、日照、岚山、连云港七个主要贸易港口成交价格的加权平均价格。“这两个指数都很有参考意义，受三大矿山的影响较小，即使有些许影响也只短期的，趋势性影响很小。”上述行业人士表示，相比之下，CIOPI更全面一些，同时反映了国产矿和进口矿市场的真实情况，而且是由中钢协编制的，市场认可度也高。

除了合约标的外，铁矿石期货的交割也是一大难题。铁矿石的品位稍有不同，价格就不一样，同一品位铁矿石在各个港口的价格也不相同，就连在同一港口品位相同而出自不同矿山的铁矿石价格报价也不相同。“且不说国内的运输和仓储条件是否具备，仅是通过升贴水设置来解决交割的标准化问题就很费事。”前述行业人士表示，国内铁矿石现货市场各个品种、各个港口以及三大矿山之间的价格升贴水也是随着市场供应和需求量的变化而变化的，“较为可行的方法，就是借鉴新加坡商品交易所铁矿石期货交易的现金交割方式”。

对于采用现金交割会否使铁矿石期现货市场脱节，由此使期货市场沦落为投机市场的疑问，这位人士坦言：“国内股指期货也是采用现金交割，其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功能不是也发挥得很好嘛！只要铁矿石期货合约标的指数设计得好，难以被市场操控，能够真实反映现货市场的情况，就无须担心。”

“当然，还是有令人担忧之处的，那就是铁矿石期货上市初期市场的参与度。”在他看来，贸易商、投机资金和一些机构投资者可能会成为市场主要的交易主体，国内钢厂因资金问题参与量会比较有限，而国际矿山参与的可能则更小。为此，他还建议，铁矿石期货合约大小可考虑设为每手20吨，“按照1.6吨矿石生产1吨钢材计算，螺纹期货一手10吨对应铁矿石期货一手20吨，这样比较合理，也更有助于国内钢铁企业进入市场套保和套利”。

碳交易，对于国内很多机构和个人来说，是一个陌生事物，它源于《京都议定书》，是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市场机制。在全球碳交易市场，基于强制减排的配额交易占主导地位，其中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的进展最为突出；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的清洁发展市场（CDM，即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技术等，从后者获得“经证实的减排指标”来抵扣本国承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占有较大比重。目前，不仅欧美等国拥有多家碳期货交易所，就连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也有碳期货交易市场。相比这些国家，我国碳期货交易市场研究和发展还很滞后。

“由于我国不在《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强制减排国家之列，没有强制减排的义务，所以我国碳交易市场还是一个自愿减排的市场，发展相对比较滞后，碳交易更多是依托CDM项目的交易活动，国内企业在碳排放权交易方面处于绝对劣势地位。”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系副主任王锋表示，《京都议定书》中只是说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以前不需要承担减排义务，不排除2013年之后部分发展中国家要承担起强制减排义务。“因此，我们要提前从政策和制度上做准备，尽快建立一个统一标准、规范运作的碳交易市场，为未来碳排放权期货市场打好坚实的现货基础”。

在推动碳期货市场建设方面，国际市场有期货市场先于现货市场的例子，即在芝加哥气候期货交易所CCFE平台上推出的RGGI期货，以及“碳排放权金融工具-美国期货（CFI-US）”。对此，王锋表示：“我国碳交易市场刚刚起步，采取现货先于期货是比较适宜的选择。等现货市场有了较大发展后，再建立以期货市场为主，以与CDM项目合作的场外市场为辅的开放性的碳交易市场。”

同济大学上海期货研究院院长助理刘春彦也认为，当前推出碳排放权期货的市场条件还不具备。“因为碳排放权交易的对象（排放权）必须是稀缺的，而国内现在是自愿减排模式。只有国际社会强制中国必须承担一定的减排义务或者中国自己通过法律法规自愿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碳排放权才有稀缺性，才会有很多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市场中来，否则就可能没有交易。”刘春彦说，这也是国家发改委指定国内七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面临的问题。他建议，我国应先加快建立碳强制减排制度，而碳排放权期货应在现货市场交易和参与者数量达到一定规模的条件下再推出。

对于刘春彦的观点，一位接近证监会碳排放权期货研究小组的行业人士给予认同并补充说：“除了要加快建立碳强制减排制度外，未来的碳排放权期货市场还要积极引入境外的企业和投资者，构建一个国际性的参与者群体，以提升我国在国际碳市场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