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再待在这个圈子了。

看到了上海一波又一波大小不一、参差不齐的钢贸商或回老家，或关门结业撤出钢材交易市场，且整个中国钢铁行业及钢贸商发展大环境“看不到一丝好转希望”的时候，小陈(化名)终于下定了决心：转行。

“什么是第四次科技革命？那就是互联网革命，电商革命。”7月8日，当《国际金融报》记者见到小陈时，他迫不及待地对记者普及起了旅游电商的知识，而不是大侃钢铁话题。

“做钢贸商，贷不了款；即使能贷款，也要走很多流程。”小陈说，“但做电商，你业绩一旦做得好，概念足，说不定很快就能得到PE(私募股权投资)、VC(风险投资)的青睐。相较而言，以现在的金融环境，你说转行合算不合算？”

小陈这番话或没有错，甚至不是个例。

近阶段，《国际金融报》与上海部分钢贸商、原钢贸商、业内人士及上海周宁商会接触后得知，至少在上海及周边地区，钢贸商面临的困难是“不言而喻”：既有整个宏观大环境——钢铁行业近年来始终低迷带来的行业之困；更有目前屡被媒体和业界提及的“资金之渴”，尤其是4月底，上海银监局发通知要“商业银行警惕对钢贸商的贷款”之后。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上海银监局发出了上述通知？同时，钢贸商除了希冀商业银行放贷，到底该怎样应对如今的困局？从中，又该吸取怎样的教训？

困境来临宁德钢贸商公开信

在中国钢贸圈，尤其是上海钢贸圈，名气最响的莫过于福建周宁籍的钢贸商。媒体报道的公开资料显示：宁德下辖的周宁县在上海有6万-7万人，大部分从事钢贸行业，周宁商会中，有1573家会员钢贸企业。“共占据上海钢材贸易零售领域90%的市场，现货领域的90%，批发领域的70%，是上海钢贸业的重要支柱”。而据上海宁德商会介绍，宁德在沪钢贸企业约有两万家。

“宁德钢贸企业，保守点算，他们在上海至少占据了半壁江山。”一位江苏钢贸商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数量多，是宁德钢贸企业出名的因素。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团结。钢贸商圈子中，他们总能拧成一股绳，共进共退，共担风险，应对问题，而江苏、浙江的钢贸商是挤不进他们圈子的。”

6月初，宁德籍钢贸商在上海再次向外界展示了团结——《宁德籍钢贸企业写给银监局的一封信》(下称“公开信”)，要求银监部门“消除对宁德籍钢贸企业的地域性偏见”，且不应对整个钢贸行业的信贷实行“一刀切”政策(停止对所有宁德籍钢贸商的贷款)，最后，还恳请银监局对一些经营稳健的钢贸企业加大力度给予扶持。

其中，针对“一刀切”政策，公开信称，“若采取这种急刹车式的做法，将会造成不良后果”。比如，一方面，急速紧缩银根“势必造成企业资金链全面断裂，大量违约贷款出现，使正常金融秩序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与地铁、隧道、高速公路、工厂等签订的众多重点工程的“钢材供应合同无法履行”等。

在业内看来，这封公开信可算作对上海银监部门对钢贸商有关举措的回应。

“钢贸商圈内都知道，有关部门2011年开始，就不对钢贸商的贷款情况进行预警了。”作为原钢贸商人士，小陈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同时，一些中小型钢贸商也确实从去年开始就很难拿到银行的授信，或要费很大劲才能拿到银行的贷款。”

一条未经官方证实的坊间消息似乎佐证了小陈的说法：去年某银行上海支行的一家分行副行长曾因“违规放贷给钢贸企业”，“造成数额十分巨大的坏账”，因此“被开除了”。本报记者试图根据这个消息向该银行进行求证，但截至发稿，未能及时获取相关信息。

而与上述消息相对应，据媒体先前的公开报道，去年7月26日，上海银监局就给各家银行发布了《关于开展钢贸企业授信情况调查的通知》，要求各家银行重点排查钢贸行业的信贷风险；去年11月2日，上海银监局给各家银行内部下发了《关于钢贸行业授信风险提示的通知》；去年11月底，上海银监局又下发了关于钢贸行业的文件，“其中提到钢贸行业贷款过于集中，整个上海地区的钢贸贷款的余额为1500多亿元”。

不过，真正让钢贸业界震动的，还是今年4月底，银监会办公厅下发的一份《通知》。据公开的披露信息，《通知》明确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时调整信贷方向和政策，“防止部分钢贸企业虚构贸易背景的套(骗)取银行贷款行为发生”。

“本来销售就极度不好，再加上贷款也停了，大家能不急吗？”上述江苏钢贸商表示，“事实上，不光是宁德籍钢贸商，江苏、浙江等在上海的钢贸商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不给授信。钢贸同样是资金密集型的行业，没有银行的金融支撑，肯定不行。所以，站在钢贸商的角度，我们很容易理解宁德钢贸商为什么会写这样一封公开信。”

事实上，据本报了解，因为从去年开始到现在的停贷或贷款难，以上海最大的宝山钢材交易中心为例，一位圈内人士7月6日对《国际金融报》说，至少“已经少了10%的钢贸商驻户”。他同时对本报透露，由于种种原因，上海一家较为知名的钢贸企业曾在今年4月“发生了严重的财务危机”，“一度向我们求助，才暂时渡过了难关”。

上海周宁商会执行会长肖志成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说，“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危机实际上是恐惧。银行恐惧，导致钢贸企业恐惧。实际上，问题有这么大吗？所以，公开信的出现还是比较及时的。”

贷款手段联保联贷重复抵押

“为什么没人问：银行为什么不给授信？不给贷款？”6月底，另一位要求隐去姓名的原钢贸商人士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因为，这个行业确实有很多‘秘密’。做一个反问：有多少钢贸商没有联保联贷？有多少钢贸商是将贷款真正用到了钢贸领域？”

官方数据显示，目前上海所有钢贸商在银行的贷款是1510亿元多。在业内看来，对银行业界而言，一个潜在的担心是，一旦风险全部释放，定将对整个上海金融市场造成巨大冲击，“也许会有不少银行要关门歇业”。

据上述原钢贸商人士的说法，就钢贸企业的贷款手法和贷款用途看，“绝不能否认风险的存在”。

“在宁德钢贸商圈子，联保联贷很普遍。”该人士对记者说，“比如，一家小型的钢贸商会通过老乡的天然身份，集中周边几家、几十家钢贸商的库存，向银行贷款。然后，其他钢贸商会用同样的手段从银行获得授信。”

“另一个业界广为流传的说法是，100万元的库存，按以前的操作方式，一般可从银行换取1000万元的承兑汇票。不管是上述联保联贷，还是以库存换承兑，对银行而言，杠杆率确实是太高了。”小陈则对记者说，“但仅从我的角度分析，银行本身很难在这方面进行监管。”

“或许，站在中国金融大环境这个高度，这样做没有错。”对于上述观点，一位知名业内人士7月5日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分析，“中国的商业银行，长期以来做的只是‘锦上添花’，极少‘雪中送炭’。当然不可否认，银行‘锦上添花’确实是出于银行业系统风险控制，可从扶持中小企业的角度考虑，真正有多少中小钢贸商能通过正常的途径、正规的操作将流程走完。即使真有钢贸商走完这个流程，那得花费很多时间乃至金钱成本。”

“通过重复质押获得的资金，只要是用于实业，就大可不必一棍子打死，而是要进行防控。但客观而言，确实要避免恶意套取资金的情况出现。”西本新干线信息总监盛志诚对本报表示，“而且，我认为，就全国范围而言，联保联贷的情况可能仅限于少数钢贸商，不是所有人。”

对此，肖志成对本报坚称，上海周宁商会成立16年以来，从没有坏账，从没有发生过银行违约事件。他还对本报透露，与民生银行合作6年，不仅没有坏账，而且，年初钢贸圈内影响重大的“李国清跑路事件”给民生银行造成的4600万元损失，“也是商会这边帮还掉的”。

贷款用途炒楼炒房炒期货？

除了从银行获得授信的手段引起外界争议，另一个争议是钢贸商的贷款用途。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去年到现在，不断有报道称，钢贸商在炒楼、炒房，甚至是炒红酒。比如，年初长三角地区数个“跑路”的钢贸企业负责人中，均被传出因炒楼元气大伤，还不起贷款，进而不得不选择躲避债主的追讨。

今年4月银监会未公开的《通知》也表示，银监会接到公安机关通报，“反映部分钢贸企业以钢材市场为融资平台，通过虚假注资担保公司，以抵押质押、重复抵押、互保联保的方式，大量套(骗)取银行贷款”。同时，企业在骗取银行贷款后，“又变身投资公司，将所得资金投向房地产、股票、期货，甚至高利贷等高风险行业”。

“全国各地差异明显，不能讲全国大部分钢贸企业都在这么做，但在局部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确实比较风行。”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分析师赫荣亮认为。

联合金属网分析师胡艳平也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相关现象属于‘特殊群体的事件’，不是所有的钢贸商全是这样，只不过，华东最突出而已。”

“实际上，对于银行来说，钢贸商最大的风险除了不合时宜地进入房地产市场之外，就是进入金融市场，炒作期货钢材价格。”盛志诚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客观情况是，现货确实不好做，因此，会有一些钢贸商进入期货市场，炒作一把，赚一些快钱。但殊不知，对银行来说是杠杆加杠杆的操作，风险很大；对钢贸商来说，市场一旦看不准，危险也不可小觑，甚至可能连银行的利息都难以还上。这样的现象也许不普遍，但的确存在。”

出路何在行业、产业与金融之惑

记者采访中发现，无论是钢贸商、原钢贸商还是业内分析人士均认为，今天上海钢贸商，尤其是宁德籍钢贸商资金链紧张，甚至一度出现人人非议的局面，根本不是单方面原因造成的，应该是“各方合力造成的结果”。

“银行就没有责任吗？除了大家公认的‘锦上添花’，喜欢贷款给房地产行业，贷款给央企，还喜欢‘嫌贫爱富’。”一位参加过周宁上海商会会议的人士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讲述了一则他从周宁钢贸圈听来的例子：前几年形势好、做钢材贸易还能赚到利润的时候，某银行业务员曾“怂恿”，并“想尽办法”让一位钢贸人士花1000万元买下了上海某地的一套别墅，“进而，以这套别墅为抵押，并辅以购买理财产品得到优质客户认证的资质等，再加上一些其他手续或费用，又从银行贷出了1300万元给这位钢贸商”。

“与现在的情况相比，这是不是一种讽刺？”上述人士对本报感慨。

银行“嫌贫爱富”，但从行业角度看，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中国钢铁行业之惑。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中国钢铁行业始终处于低迷态势，行业年均利润率在工业行业排名中，不断下滑，甚至接近全行业亏损。盛志诚对本报分析，“究其原因，根本上说，是产业环境出了问题——上游钢厂方面，即使行业再怎么差，始终没有减产的迹象，产能居高不下，甚至还在拓展新的产能，这不仅极大压缩了钢价的上涨空间，变相造成了铁矿石价格的上涨，进而，也影响到自己的利润及整个行业的低迷；部分因为上述因素，钢厂在必须做到盈利，或至少保证只有小部分亏损的条件下，不得不将自己的出厂价以高于市场价的方式对外报价，让再下一环的钢贸商承担这个出厂价；而在下游用钢需求市场，房地产、造船、汽车、铁路基建，有哪一个行业在这两年大幅提升过产量？这样，夹在中间的钢贸商自然日子是最难过的群体之一。”

赫荣亮也认为，宁德籍钢贸商的困境，一方面是受到整体宏观环境的影响，整体经济不景气，市场消费量的减少，导致市场业务量下降，就连出货千吨万吨的大型贸易企业也出现了经营困局；另一方面，钢材价格弱势波动，处于低谷，钢贸商恐惧行情，谨慎操作，从市场中套利的可能也大大降低；此外，受到中国钢材贸易形势的影响，钢贸商需要向上垫付订货资金，向下垫资销售，而与此同时，这几年随着钢材市场不景气，钢厂争取下游用户的意愿提高，钢厂直营销售，建立营销部门，对钢材贸易这种传统的销售方式形成冲击。

“往低了说，这是整个行业之困、产业之困和金融之困。往高了说，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已确实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尤其是，钢铁行业的发展一直是重要的经济参考指标。”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说，“同时，从整个行业的发展政策、金融政策看，是不是都有需要反思的地方？比如，为什么钢铁行业利润如此之低，房地产却仍然是暴利行业？”同样，需要反思的或许还有钢贸商本身。“过去传统的钢贸商模式，或许需要变一变了。”盛志诚认为，“从现状看，传统的囤货赚差价、做代理拿钢厂的补差、依靠买卖双方信息的不对称买进卖出赚差价、低成本融资或专做其他行业均不大行得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