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金融创新包括金融产品创新、金融市场创新和金融机构创新，我们常说的金融产品创新又分两大类：基础模块(基础衍生品)和工程化结构产品(结构性产品)。股指期货、期权等都是各司其职的砖块；结构性产品是用砖块构造出的工程产品。

　　结构性产品定价过程复杂且多属场外交易，到期后能否结算取决于发行方的履约能力。所以，结构性产品的发行方大多是信用等级高、风险控制措施严密的大型投资银行。也正因为如此，大型投资银行的轰然倒塌，引发了金融市场的极度恐慌，很多投资者血本无归。以特大型投行纷纷消失为特征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国内外大型企业在结构性产品上付出的高昂代价，都使不大熟悉金融衍生品者闻之色变，将金融衍生品误认为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其实，金融危机不能简单归咎于结构性产品。

　　2001年IT泡沫破灭后，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为刺激经济，美联储采取了极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连续14次降低利率，到2003年6月，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到1%，达到过去4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贬值、资产价格上升，带来21世纪以来美国房地产业长达五年之久的繁荣，同时也掩盖了次级贷款的风险。在房产升值的背景下，违约率又变得极低，即便发生违约，银行通过出售房产也不会产生多大损失。就这样，次级贷款突然成了低利率背景下的“香饽饽”，商业银行想做大“蛋糕”，投资银行想寻找高收益投资机会，抵押支持证券(MBS)、担保债务权力(CDO)，生逢其时。

　　商业银行把次级债务证券化出售给特殊目的机构(SPV)，这个机构一般由投资银行担任，SPV基于收益拆分技术把固定收益产品分拆成收益差异明显、适合各种口味的“部分”。这样一来，皆大欢喜。商业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迅速回笼资金，进一步扩张次级贷款规模；投资银行买入证券化资产后拆分出售，增加了盈利渠道；投资者在流动性过剩的时代，新增了很多投资渠道。更重要的是，结构性产品也仿若找到一块巨大的基石，可以在其上构建煌煌建筑了。只可惜，次级贷款不是坚硬的岩石，而是流沙，大浪过后，一片狼藉！只怪我们错把一片流沙作坚岩。

　　分析危机的背景和过程，可以发现：结构性产品的确在次贷危机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但它不是危机产生的根源。至于追究基础衍生品在次贷危机中的责任，则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命题。次贷危机如大厦之将倾，其原因首先是错选了“地基”，其次是建筑结构过于复杂，在安全上没有达标。但我们怎能把一座“危房”，归于“砖块”的质量问题？

　　次贷危机，实质是信用风险遭到低估引发的危机，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为危机埋下祸根，突然从低利率到高利率的转变加速了危机的爆发。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为追求最大利润，肆意放大本金杠杆率，当然要为危机负责。但最大限度追逐利润，本是资本无可厚非的天性，需要对此负责的应是监管的放松乃至放纵。信用评级公司，对信用风险有意或无意的误判，亦难辞其咎。但无论如何总结次贷危机的教训、归结次贷危机的责任，都不能跟基础衍生品扯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