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地方投资潮启动资金规模超10万亿

8月27日，长安福特马自达汽车三工厂在重庆北部新区奠基。翌日，这个消息登上了当地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位置，并配发大幅照片：国务院副总理、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和美国福特汽车总裁艾伦-穆拉利微笑着握手。

重庆市长黄奇帆也出席了奠基仪式。这个投资6亿美元的项目，让重庆成为了福特除美国本部以外的最大生产基地；更重要的是，“它对重庆汽车工业具有重大意义”。

此前一个星期，8月20日，重庆市召开推进新型工业化大会，发布工业领域主要产业三年振兴规划：在“十二五”期间，全市工业将累计投入1.5万亿元，建成7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和30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工业总产值突破3万亿元。

其中，汽车产业是支柱产业之一，累计投入2000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5000亿元，力争到2015年将重庆打造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工业制造基地。长安福特马自达三工厂是生力军。黄奇帆称，该工厂2014年投产，2015年后将形成1200亿—1500亿元的年产值，年税收150亿—180亿元。

事实上，重庆当地政府是将在工业上的重磅投资规划，作为经济刺激计划推出的，指向经济“稳增长”。而福特项目被黄奇帆认为正是当前重庆“稳增长”的重要动力。

无独有偶。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短短一个月内，湖南、贵州、天津等省市已发布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或措施。据不完全统计，涉及金额已超十万亿元，其中广东、天津、山西、重庆、福建、贵州的投资计划均超万亿。

为此，众多经济学者表示，新一轮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潮已经来临。

而新一轮投资潮能否力挽狂澜？围绕投资拉动利与弊的口水战已展开。一些研究者坚信，投资拉动仍然是未来20年中国经济的支柱，这些地方刺激计划将有助于经济实现反弹。反对者则认为，地方政府在“稳增长”的烟雾弹下，再次拿出的庞大投资计划，可能变成“定时炸弹”。

地方刺激计划

8月20日，重庆市发布工业领域主要产业三年振兴规划的同一天，广东全省实施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当日，广东省提出177个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过万亿元。

8月22日，浙江省发改委官员表示，为完成浙江今年主要经济指标，促进有效投资将是该省下半年工作重点，而海洋经济将成为投资重点之一。这位官员透露，浙江省已编制了海洋经济发展建设重点项目规划，涵盖490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过1.2万亿元。其中，“十二五”期间投资将达8000亿。

8月22日，天津市初步确定今后4年将投入1.5万亿元重点建设10条产业链，进一步壮大该市产业规模、调整产品结构、促进产业聚集。这10条产业链规模将从现在的1.2万亿元扩大到2016年的4万亿元，具体包括规模达万亿元的石油化工产业链和重型装备产业链以及汽车产业链、物联网云计算产业链等。

贵州省也不甘落后。该省日前推出《贵州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将在未来10年完成投资3万亿元。按10年投资预期，政府每年为此规划需投入1000亿元，主要用于交通、医院等基础设施建设。

实际上，7月以来，各地在中央“稳增长”的宏观经济定调后，纷纷宣布了促进投资和增长的计划。

宁波在7月16日打响第一枪。当日，该市下发《市政府关于推进工业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若干意见》，26条新政内容涉及清费减税、扩大投资、调整结构、科技创新、要素保障、营造氛围等六个方面。

7月23日，南京出台一系列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政策，涵盖投资拉动、房地产消费、汽车消费等10个方面。7月26日，长沙对外宣布，2012年重大推介项目195个，总投资额达8292亿元，以期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激活潜在市场需求。

8月14日，黑龙江省发布《关于促进全省工业经济稳定增长的若干政策措施》，出台17条措施，鼓励企业增加生产、帮助企业开拓市场、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减轻企业负担。

据时代周报不完全统计，7月以来，至少有13个省市发布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或稳增长措施，涉及金额超亿。

经济学者马光远认为，在“稳增长”的大背景下，各地的投资冲动并非个案，已是很多地方“集体行动的逻辑”。

其实，早在中央提出将“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之前，一些地方已经希望中央政府打开闸门。但一些观察家认为，上一轮经济刺激计划令银行业饱受信贷风险威胁，并且耗尽了地方政府对大型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能力，因此，中央至今未推出2008年那样的大规模投资计划。

地方财政紧绷

中国经济连续6个季度的下滑，并在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三年来第一次破“八”。7月份全国各地发布的上半年GDP数据也显示，所有省市的GDP增速与上年同期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今年以来，全国出口下降很快，尤其7月份出口增幅只有1%；而国内消费短时间内不可能有突破性增长。

“各省市目前已进入发展低谷期，出口、内需已显疲态，稳投资就成了稳增长的全部寄托。”重庆市社科院资深研究员田丰伦认为，近期各地方政府陆续出台地方版经济刺激计划就是基于这个逻辑。当然，投资是个快变量，的确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今年上半年浙江经济增速跌至7.4%，落后于全国平均增速；同时，作为仅次于广东、江苏的外贸大省，今年上半年其外贸进出口同比仅增长3.5%。

“如果没有有效投资的支撑，今年实现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会十分困难。”浙江省发改委副巡视员谢晓波说，浙江省已将有效投资的重点确定为海洋经济。目前，该省已出台10个方面29条政策以促进海洋经济发展。

广东省也遭遇了类似困境。广东省省长朱小丹在7月召开的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坦言，“经济下行压力之大超乎年初预期。”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全部疲软，“面临的困难甚至比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时还要大。”

“今年下半年，广东将把稳定和扩大投资、扭转投资下滑势头作为稳增长的关键环节和重要举措。”朱小丹表示。

此外，申银万国分析报告指出，“从地方政府换届后的动作看，在换届后的第一年和第二年地方政府有着较强的投资动力，这也增大了地方政府出台刺激规划的冲动。”

然而，就在地方政府“稳投资”的同时，受到了财力紧张的困扰。今年以来，全国财政收入增速持续放缓，再加上土地收入的锐减，各地财政减收渐成趋势。有媒体测算发现，全国有近四成的省市级地方政府在时间过半的情况下，并未完成一半的财政收入任务。

在中国最富庶之地，北京、上海、浙江和广东，上半年财政收入增幅均从去年同期的20%-30%，下降到10%以内，北京在1、2月出现同比负增长，比2009年初，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多年以来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形成的财政支出刚性增长，也在今年税收不景气的情况下难以为继。分析人士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不少地方政府可能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财政支出困局。

财政压力悬于眼前，各地方政府要完成规模宏大的投资，资金从何而来？综观各地的投资计划，对这方面的具体细节披露甚少。

现实的尴尬是，长沙抛8000亿项目大单的背后是，上半年长沙重大项目仅完成56亿元；而号称将投资3万亿元发展旅游文化产业的贵州，2011年财政收入只有1330亿元；广州2000亿投资计划面临的现实是，上半年仅完成投资277亿。

地方财力与投资计划差距悬殊，实际投资与投资计划差距如此不对称，许多观察者质疑称，各地推出的宏大投资计划很可能是开空头支票。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建议，政府应通过政策的指引，激活民间投资，实现政府与市场分工基础上的合作，以缓解稳增长中的财力困境问题。

投资拉动风险

经济学者马光远担心，过去几年，一些地方上马的项目“基本还债无望，很可能引发不容乐观的银行坏账”。今年在地方政府自身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借助于银行信贷。这样，“债务黑洞会越积越大”。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则认为，与上一轮中央主导的投资计划具有统筹安排、系统协调等优势相比，这次地方版投资计划很容易出现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加重金融风险等隐患。

赵晓从中国经济循环的内在机制分析投资拉动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以出口、工业化和城市化三者的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完整循环链条，并且顺利带动了投资增长，消化了产能扩张。近10年来，我国已遭遇3次大规模的产能过剩。第一次是1998年到2001年，第二次是2003年到2006年，两次产能过剩我们都已成功化解，关键在于按照从前的经济运行逻辑，追加的投资能消化掉前面的过剩产能。

而从2009年至今的产能过剩，不但解决不了，而且麻烦越来越大，原因在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以上链条出现了问题：世界经济整体下滑导致出口锐减，人力、土地、资源的成本快速上升，迅速挤压出口企业的利润，致使企业自主投资动力严重不足，产业升级和工业化进程速度明显减缓。

由于企业自主投资需求严重不足，投资方向就只好转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体也逐渐由企业转向政府，资金来源只能寄希望于地方政府负债和融资平台。

据中国社科院测算，2011年至2013年地方债务将进入偿债高峰期，今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偿债率将超过20%警戒线，达到26.6%，到2014年才能回落到警戒线。赵晓认为，在化解债务危机远未见效的情况下，各地再次推出巨量投资计划，弄不好会成为压垮地方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世界经济形势仍不明朗的情形下，这意味着目前这一轮周期释放的过剩产能难以被快速消化，中国经济很长一段时间将处于去库存、去杠杆化的阶段。本轮地方投资计划就极易让过剩产能更难以被消化，进一步透支未来几年的投资需求。

但问题的关键是，当下的“稳增长”，已绕不过“稳投资”。赵晓表示，眼下最为紧要之事，就是关注投资的“质”和注意控制投资的“度”—“不管是中央版，还是地方版，目前的投资必须把握按需投资、量力而行、有利于经济结构转型、有利于促进民生四大原则。”

“稳增长”到底靠什么？赵晓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国经济现在好比患了感冒，对付的方法有施展魔法把病赶走、锻炼身体以增强体质、服用中药调理，或去医院打点滴。施展魔法好比出口，愿望好但不太现实；大手笔投资好比打点滴，病痛短期易除，但长期来看可能后患无穷；锻炼身体好比消费，是长期根本之策但短期难以见效；服用中药则好比“稳投资”，适度而且有希望。

“不必担忧基建过剩”

在这次地方政府主导的新一轮投资潮中，基础设施建设仍占据重要地位，涉及综合交通体系、城市设施体系、新型城市化布局等。

在长沙市的投资计划中，引人注目的是斥资714亿元重点建设的黄花机场和轨道交通等基建项目；广东省推出的重点项目中，交通项目投资额度占了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湖北、新疆、河南等地也纷纷加快交通体系建设。

然而，以上各地的行为引发了公众有关基础设施过剩的担忧。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所长张长春认为，这种担忧可以理解，但需要看到，当前部分基础设施利用率不高，是由于经济回落引发的总需求不足。一旦经济重回正常增长轨道，可能会不够用。因此，基建投资还是要坚持适度超前，早建早受益。

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亦指出，在产能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基础设施适度超前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是为将来的经济上升周期作准备。”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对此感触很深。最近他考察了江苏建湖县，今年初到过贵州省的正安县、桐梓县。这三个地方的人口都是80万左右，但经济发展相距甚远：贵州正安每年财政收入只有1.4亿元，桐梓4亿元左右，而江苏建湖县则高达40亿元。

为何有如此差距？“综合交通等基础设施水平使然。”易宪容说，江苏建湖是全国重要的石油机械等产品基地，如果贵州两个县的基础设施能达到建湖的水平，它们的经济发展就会上一个大的台阶。

易宪容认为，未来中国经济仍然具有无限增长的潜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对那些自然条件好、适合人居住的经济落后地区加大政府投资，特别是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不仅是拉动当前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步，也是为未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奠定基础。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最近也表示，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时刻一定程度上需要“凯恩斯主义”。他认为，要走出全球经济困境，就应增加投资，尤其是那些能消除瓶颈、增加生产率的投资。他在公开场合赞扬去年11月G20峰会达成的首尔发展共识，因为其中重要的一点即为基础设施建设。

林毅夫将类似举措与“二战”后美国在欧洲实行的“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称如能设立更多这样的基金，将可望为全球经济复苏奠定更牢固的基础。他坚信中国经济在未来长时间内仍会以投资为主，并且可以保持GDP增速8%20年。

责任编辑：翁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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