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体系日益国际化和市场化的趋势下，必然需要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目前，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场内市场还未正式交易，场外市场规模有限。金融危机给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再次使我们深入思考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未来发展路径和监管政策问题。

　　一、金融衍生品是风险管理制度演进的先进产物，不应由于场外产品的不当使用和监管问题而裹足不前，与发达市场和很多新兴市场相比，我们缺乏必要的金融工具和完善的市场结构，应继续努力推动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

　　金融衍生品是财务风险管理制度演进历程中产生的先进产物，是理想的风险管理工具。金融衍生品的出现突破了基于现货的风险管理的局限性，带来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风险管理革命。风险和赌博不同，它不是人为创造出来的，而是客观存在的。衍生品能够有效地分散风险，管理风险，这是不争的事实。金融衍生品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优越的价格发现和风险转移两大微观经济功能，以及由此产生的促进资本形成、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社会福利和稳定经济的宏观经济功能。

　　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新经济时代网络股泡沫破灭后长期过于宽松的利率政策推动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而银行对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发放大量次级贷款，在推动房价进一步上升的同时，在风险管理的关键基础环节埋下了危机爆发的祸根，虽然对于资产证券化产品和信用违约互换产品的泛滥使用和监管缺失使得房地产泡沫破裂危及美国整体经济的安全，但是不能由此否认金融衍生品对于金融市场发展的积极作用，更不能裹足不前，延缓甚至阻碍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目前的过度使用和监管缺失是金融衍生品发展过程中经历的波折，我们应正确面对，和发达市场乃至于很多新兴市场相比，我们缺乏必要的金融工具和完善的市场结构的局面依然非常严峻，金融现代化仍然任重道远，我们应继续努力推动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

　　二、此次金融危机深刻揭示了场外衍生品市场过度发展与监管缺失带来的严重后果，对于新兴市场，优先发展场内衍生品是金融创新的正确政策方向。

　　在危机爆发之前，全球解决场外衍生品市场对手方风险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建立信用衍生品市场，二是交易所或清算所充当场外衍生品的中央对手方。但是本次危机揭示了这样一个本质问题：由于场外信用衍生品的市场组织结构与其他场外金融衍生产品一样，因而无法解决在这种市场结构下的对手方信用风险问题。因此，危机爆发后监管机构大力倡导通过交易所或清算所充当场外衍生品的中央对手方来解决这一问题。可见，交易所或清算所在建立透明的市场环境以及降低信用风险方面的重大优势。同时，交易所市场高效率的价格发现机制能够为场外市场提供定价参照，较高的流动性可以为场外交易头寸提供低成本的对冲工具，因此交易所市场的完善和发展是场外市场健康运行的重要前提。

　　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由于信用风险高等原因，重点发展交易所市场更容易取得成功。例如，韩国就是重点发展交易所产品并取得成功的典范。而墨西哥的做法则恰恰相反，由于墨西哥过早开放了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而迟迟未能建立起交易所衍生品市场，以至于在1994年金融危机中一败涂地。

　　在此次危机中，我国商品期货市场经历了百年一遇的剧烈价格波动，农产品、工业品期货市场均实现了平稳运作。我国商品期货市场各项基本制度是在学习借鉴国际期货市场经验、通行惯例和充分考虑我国低信用环境的特殊条件下逐步摸索建立起来的，比较特别的制度包括会员及投资者资金前端检查控制制度、期货保证金监测监控制度、连续单方向涨跌停条件下的强制减仓制度。此次危机的安然渡过说明，商品期货市场的风险管理制度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而我国金融期货市场风险管理制度是建立在商品期货基础之上的，还增加了股指期货价格熔断制度、会员分级结算制度、结算连带担保制度，这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对场内衍生品的信心。

　　因此，在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时，应优先发展场内衍生品市场，在监管严格、信息透明、风险控制完备的环境下稳步推进场内衍生品市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