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优先发展简单产品，降低监管难度。

　　人们将本次金融衍生品市场风险的部分原因归咎于过于复杂的产品设计。复杂的产品设计可能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但也导致定价方法过于复杂和不透明。在我国金融机构和投资者还欠缺衍生品交易经验的情况下，应该优先发展基本的、简单的场内标准化金融衍生品，主要包括股指期货、利率期货、汇率期货和相应的期权。

　　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主要是场外产品，复杂的产品设计给价格操纵创造了空间，由此增加了监管难度。美国的场外市场交易商曾经以只有他们才具备理解产品内涵的能力为理由游说宽松的监管环境。在监管法规等基础建设较为薄弱的新兴市场，复杂的产品更有可能被机构所利用，作为掠夺利润的工具。另外，复杂的产品设计增加了股东和公司内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导致了更严重的代理人问题，对公司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复杂的定价和操纵的可能也使得监管成本增高。因此，我国场内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应先从简单的、基础的产品开始发展，如股指期货、期权等产品，以便和当前监管能力相适应。

　　四、通过优先发展场内衍生品市场积累经验，为场外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通过建立交易所或清算所充当场外衍生品的中央对手方已经成为目前解决场外衍生品市场信用风险的重要政策建议，而中央对手方清算制度是场内交易的重要基本制度。因此交易所市场的成功运作可以为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提供丰富的风险控制经验。除此之外，已经在交易所成熟运作多年，确保交易所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多项风险控制和风险处置手段将越来越广泛地被场外市场运作所接纳和使用，比如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结算担保金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各项风险处置制度等。因此，通过优先发展交易所衍生品市场积累监管经验和风险控制经验，这对未来有序发展场外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五、建议将场外衍生品纳入到未来期货法的监管范畴。

　　2007年4月15日正式实施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为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奠定了法制基础。《期货交易管理条例》扩大了1999年《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的适用范围，从原来只适用于商品期货扩大到适用于商品和金融的期货和期权合约，但未涉及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问题。为迎接我国未来期货市场的发展，在《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基础之上的《期货法》的立法工作业已启动，《期货法》将和《证券法》一起共同成为我国资本市场基础法律框架的组成部分。

　　此次金融危机暴露了场外衍生品由于监管缺失而产生的严重后果，可以预言，随之而来的将是全球范围内对期货及衍生品相关法律的修改，把场外衍生品纳入到法律的监管范畴之内、授权政府监管机构予以监管将成为发展趋势，目标在于强制提高场外衍生品市场透明度、把对场外衍生品市场的监管由仅存在行业自律提升到政府监管的高度。

　　前车之鉴，后世之师。我国应及早对场外衍生品的监管进行立法准备，将场外衍生品交易纳入到未来期货法的监管范畴。

　　六、加强金融衍生品的会计处理和信息披露研究，建立透明的市场环境。

　　财务报告信息是提高场外市场透明度的重要措施，理想的金融衍生品的会计处理和披露可以使监管者和投资者充分了解金融衍生品价值、风险水平等信息。虽然我国金融衍生品的应用范围还比较有限，还没有出现对会计处理方法的直接挑战，但是深入分析本次危机中暴露的会计问题，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会计处理和信息披露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建立透明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环境，也有利于实现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