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他在1995年的那次投机活动引起巨大的混乱，这位曾经的中国金融市场之王对证券市场的奠基意义仍功不可没

位于上海徐汇区夷山路与华亭宾馆之间一处略嫌班驳的房子里，住着一位身材不高、曾经在中国资本市场叱诧风云、而后又面临牢狱之灾的人物。他就是管金生——曾被称为中国金融市场之王、证券教父。此前，他已经在上海提蓝桥监狱服刑7年。由于身体状况，政府于一年半前批准他在此“保外就医”。

1995年“327国债”事件发生后，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1997年判处管金生17年徒刑，罪名是行贿并在期货市场成立前数年里滥用公共资金，总额达人民币269万元。

服刑并未使他失去证券界一些人士的尊敬。某证券公司一位高层评价说，“他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都在试图重现他当年的风采。”万国一位前女职员则说，“我以前是觉得他粗暴，但是现在想起来，我觉得他完美无瑕。”

管1948年出生在江西的一个穷僻的小山村，家境贫寒。他于1988年创办万国证券，而在1992年的时候，这已经成为一家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公司。

青年时的管金生做的是学者梦。他对法国文学颇有研究。1982年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获得法国文学硕士学位。因后来找不到对口的工作，改行投入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作。

1983年，精通法语的管金生偶然地担任了在上海召开的中美国际投资研讨会秘书长。会后，他接受欧盟邀请，由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委派赴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学习管理和法学。

1980年代后期，邓小平视察上海，征求上海各界有识之士对振兴上海的真知灼见，并表示了把上海外滩建成东方华尔街这一构思的极大兴趣。管金生热血沸腾。他一夜不眠，奋笔疾书，下笔万言，痛陈创建中国证券市场之重要，并请愿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的建议被接纳，并被批准“试点”。

1988年，由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10家股东筹资3500万元人民币，万国证券开张。管任总经理。

“万国的成立，本身就是管总对中国证券市场的贡献，”管金生前秘书，万国证券副总经理卫哲说。

在万国成立的过程中，管金生做了两个坚持。第一，公司实行股份制，且各大股东股权比例相差无几，这是中国第一个股份化的证券公司；第二，坚持与银行脱离——“从一开始，管总就知道，银行与证券公司必须分开。”卫哲解释说。

这两个安排，均是领当时中国风气之先的动作——此前仅有的两家证券公司分别脱胎于工商银行、交通银行。

“他的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是一个老师，把国外的这种理念，战略、文化带到中国来。”卫哲说。1993年，有时评价管生金：他的卓越就在不断地冲击旧的体制。

在上交所的建设中，其交易规则，设备，交易员的培训，几乎都是万国一手操办；深沪两市的异地交易首先由万国开通；它最早开始在国内推动和实施无纸化交易；而“B股是怎么推出来的？都是我们在房子里想出来的。”

另一位前万国职员说，在他刚刚加入的时候，很惊讶于监管部门怎么会简单地把万国证券提出的建议写入监管条例。

不仅如此。在万国发展的初期，管四处演讲。“当时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把当时银行，财政，计委，经委各个部门都拉出来，进行免费的培训”，“做了大量的市场培育工作。”

万国成立不到两个月，就作为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在国际证券界亮相——在由20多个国际证券公司组成的、对意大利国民劳动银行新加坡分行在伦敦发行欧洲日元证券的承销团中，日本野村证券任总干事，万国任副总干事。1992年年底，他在香港与李嘉诚合作，一举收购香港上市公司香港大众，完成了大陆证券公司首次收购境外企业并成为控股人。

还在万国证券筹备第三家证券营业部的时候，他们谈话的焦点已经由上海当时的9区10县如何瓜分，转移到如何拓展全国市场。1994年的时候，万国已在新加坡、伦敦开设分公司；同年，卫哲受命已经开始准备筹备美国分公司。

“当其他证券公司连国内是怎么回事都没弄明白的时候，我们已经明确提出，要把万国打造成中国的美林。”

但是与此同时，他却脚踏实地，“深挖洞，广积粮”。

万国的原始积累是从倒卖国库券中完成的——利用当时国债以摊派形式发行、流动性差导致的地区差异获利。“管总一开始就规定银债分离，这就注定了要自己另寻生财之道。”

“当时，我们都是拿着现金，到河南，安徽等地收购国库券，回来的时候，一人一屁股坐个麻袋，一麻袋就有价值好几百万的证券，坐火车运回来。”

管也是国内第一个对证券有真正认识的金融家。他充分意识到，要想与国际大券商并肩，傲然同侪，必须更多地雇佣那些更加聪明、能够将市场视为一门严谨的科学的交易员，而不是一群庸人来进行交易。为此，他在大学里面进行大量的演讲，邀请美林、高盛等国际投行人士给他们讲课，以燃起他们对证券的热情。这些老师后来又带动自己的学生加入。最后，在万国的中层以上团队中，来自复旦、上海交大和财经大学的学生老师占到90%以上。这些人通晓财经知识，并有一定的英文水平，能够很好地学习国际投资理念。相比之下，其他证券公司雇佣的员工大多为中专毕业生。

凭借专业精神，万国迎来了自己的辉煌。“在一级发行市场上，我们曾经一天出席四个发行仪式。很多行业都是这样，一下子全跟我们签了，最后，政府不得不出来协调，分配给其他券商。”卫哲说。

而在二级市场，交易量前十名的证券营业部中，往往有七、八个都是万国的。事实上，万国证券一度持有中国国内上市公司70%的A股和几乎全部的B股。

卫哲认为管的过失主要在于一点：快速发展时期管理的简单化造成的风险控制盲点。但同时他说，就在1994年底，管已经将公司核心层的2/3抽调出来，脱产进行业务流程和机制改造，目的就是实现从人治到法治。“我们内部称之为‘5大机制转换工程’，原本1995年推出，”他说，“可惜晚了点。”

作为债券市场交易的主导者，1995年“327国债”事件发生的那一周，万国超卖债券期货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公司预计财政部将下调“保值贴补”——提供“保值贴补”是为了提升国债发行的吸引力——这会导致市场大幅下挫。但万国后来又获悉，财政部将提供另一份保值贴补，提高的比例比下调的幅度更大。这一信息令公司惊恐万分。管金生别无他法，只好在2月23日这天休市前的8分钟里，做出避免公司倒闭的最疯狂举动：大举抛售。这一举动，造成了债券期货市场崩盘，以致中国证监会下令将这8分钟内完成的交易全部取消，这结束了他作为中国证券业伟大试探者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