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证券最风生水起的那段时间，业内常说，万国发展得好，是因为老板的名字起得好，管金生，你敢跟一个为管钱而生的人比财运吗？

在人生的巅峰，管金生的风头确实无二。

那时，万国证券一度持有中国七成的A股和几乎所有的B股。承销业务占全国总份额的六成，忙的时候一天要出席4个发行仪式，最后要由政府出台将业务协调给别的券商。

管金生野心勃勃地打出“万国证券，证券王国”的旗号，声言万国会成为中国的野村和美林。那时，没有人怀疑他办不到。

戏剧性的是，从一代大佬到阶下之囚，管金生只花了8分钟时间便改变了自己的命运。1995年1月，著名的巴林银行因一个期货经理的错误判断而破产，管金生吃惊地说：“中国发生这么大的事还得10年吧！”他做梦都没想到，没过几天，自己就亲手酝酿了一场足以与其比肩的金融灾难。

而令他一败涂地的，正是当年成就过他的东西——国债。

如今，国债期货的重启被提上日程，管金生这个与它生死相连的名字，也再度回到公众视野。

黑色8分钟

之所以说管金生的命运与国债密不可分，是因为他的第一桶金就来自倒卖国库券。

上世纪80年代末国库券刚推时并不被看好。后来，因为各地国库券出现了差价，银行又没联网，这个品种出现了有利可图的黑市。敏感的管金生立刻嗅到了商机，派出万国人马跑遍了全国的城市农村，见国库券就收。一堆几块钱面额的国库券就那样被塞在麻袋里，被万国员工坐着扛着运回上海，变成了价值百万的证券。

万国成功逃过了监管层的法眼，完成了惊险但丰厚的原始积累。

也许正是因为发迹于国债，管金生对它有着打不垮的自信。

1994年下半年，上海的国债期货高潮渐起。管金生自然不会错过这波行情。1995年初，在国债期货市场上，代号为“3•27”的国债会不会加息成为最大的悬念。3•27国债将在该年的6月份到期，按照其票面利息和保值补贴率，每百元到期应兑付132块钱，可当时市场流通价为148块钱。按当时的利率，其回报太低了，市场普遍认为财政部会提高3•27国债的利率。

但管金生却认为，那时中央正狠抓宏观调控，在利率决策上一定会趋于保守，不会轻易从国库拿钱来贴，所以坚持做空。按说他的判断也并没有错，可是他忘了他的对手是中经开，一家隶属于财政部的国字头公司。2月23日，财政部宣布提高利率，3•27国债市价开始猛涨，一上午就冲到了151元。就在万国还在殊死抵抗之际，原本跟它一同做空的盟友辽国发突然倒戈，转道做多。这样一来，3•27国债每涨一块钱，万国就要赔出10个亿。

管金生急红了眼，为了不让万国倒闭，他在收盘前的最后8分钟作出了改变他一生的决定，一口气砸出了上千亿元的卖单，将价位打回147元，国债期货崩盘。

管金生破釜沉舟了。砸出千亿卖单，意味着至少要有100亿的保证金。万国有吗？显然没有。管金生的操作违规成为不争的事实。

当晚，上交所受命宣布，3•27国债最后的8分钟交易属于万国蓄意违规，故此时间段的交易无效。该决定下达后，万国由盈利42亿，变成巨亏60亿。

这最后的8分钟改变了一切。5月17日，国债期货被叫停。5月19日，管金生被捕，为其中国证券业探路者(15.490,0.13,0.85%)的生涯画上一个黑色的句号。

1997年，管金生被判入狱17年，有意思的是，大家都知道他因何被捕，但其被指控的罪名却为贪污、渎职、挪用公款，只字未提在国债期货上的违规操作。

一代枭雄功败垂成，最后剩下的只是静默——管金生没有委托辩护人，也拒绝了法院为他指定辩护人。

“国王”与罪犯

“尉总，管金生那天晚上头脑清醒吗？”

“不清醒，他在那之前一年就没清醒过。”

说这话的是尉文渊，曾经的上交所总经理，也是当时全球交易所中最年轻的老总，在3•27国债风波中受到波及，被免职。

曾经有人说，管金生跌得狠，是因为他之前太顺了。

尉文渊后来回忆3•27国债事发时，管金生对他说，改革开放已经十几年了，人们能对我怎么样？“明显，他对中国国情判断有误。”这就是他最大的不清醒。

但尉文渊同时指出，不同的人在同样的制度下，也许会有不同的结局，阚治东就能以其谨慎的性格逢凶化吉。

如果只是因为做了一个券商老总，管金生还不足以被称为“证券教父”。事实上，他是最早意识到市场培育重要性的人物之一，并在很多方面开了风气之先。

为了激发人才对证券业的兴趣，他在多所大学里兼职做老师，并邀请高盛等国际投行人士给学生们讲课。

“管唯一的问题就是在万国快速发展时期，简单化的管理造成了风控盲点。”当年的万国资产管理部副总卫哲说，事实上，1994年底，管金生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可惜晚了点。”

到了后期，万国的粗放式管理已登峰造极，公司的资金和股票，管金生随意地就可以拆借或赠送给朋友。万国的强大也让管金生的自信变成了自负，不再相信没栽过跟斗的自己会做出什么错误的决定。直到遭遇3•27事件这个滑铁卢。

入狱之后，管金生没有了消息，有记者去采访他，他只是说自己又操起了翻译的旧业，编译一些经济金融类的著作，却不愿再透露对这个市场的关注。

而万国后来与申银合并，也不再复当年世界级券商的盛景。

多年以后，尉文渊说，3•27国债事件是中国金融证券市场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参与其中的人，自然都会有所牺牲。但它不单单是由于管金生的赌博失误而让市场崩溃的问题。万国和中经开的行为都是错误的，中经开当时逃过了惩罚，让万国单独受罚，这是不公平的。

2011年的全国两会，3•27国债事件调查处理的负责人、中金董事长李剑阁也对《华夏时报》记者坦承，当时出问题，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比如交易所的基础设施，过去连个电脑都没有，也没有限仓制度，一个人可以无穷下单。而且当时只有2%的保证金，证券公司收1%，交易所收1%，但是为了扩大交易，券商也不好好收，交易所也不好好收，就变成两个人在赌，不动用真金白银就在那儿喊，风险很大。如果真的往里放钱，因为涉及利益，大家可能反而会小心一点。再一个就是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和法规监管等方面政策不健全。

时隔17年，当事各方都认识到3•27国债事件不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制度设计和市场本身的问题。也正是对这件事的一致认识，促成了今天国债期货的重启。

2003年后，管金生已申请保外就医，在上海安享晚年。如今在上海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做金融顾问，时常往来于家乡江西做一些项目。

事隔17年再来谈管金生的罪与非罪，似乎是个让人困扰的话题。就像《中国证券市场批判》的作者袁剑所说：“在一个全面失控的体系中，我们已经失去了统一的评判标准，将管金生们定义为罪犯是非常容易的，将他们塑造成英雄也同样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