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金融圈中都有独特的迷信。 上个世纪末,在美联储不断削减利率之时,交易员养成了观察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公文皮包的爱好:如果厚一些,就有可能会对利率做出动作;如果薄一些,也许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但实际上,格林斯潘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公文包里,仅仅是我的午餐。” 东京,金融危机之后,日元贬值元年,诞生了新的迷信。 最近,日本的汇市交易员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上到距离丸之内一街之隔的日本中央银行数出租车。入夜,如果央行依然灯火通明,门前出租车车流如潮,这就意味着央行有可能会干涉汇市 ,世界货币市场最令人感到可怕的“日元武士”准备出手了。 日元贬值不是秘密,日本央行操纵干涉汇市也不是秘密,但央行的货币储备经理们何时动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动手?这,就是天大的秘密。无数汇市交易员殚精竭虑,日夜思索,以求发现日本央行的行动规律和操作手法,但鲜有成功者。日元,在货币投资圈是臭名昭著的“坏蛋”。猜对了,会获得丰厚的报酬;猜错了,会输得倾家荡产。日元,因路径飘忽,行踪诡异,是最令投机者痛恨的货币。 日元有如此底气,与它的雄厚实力密切相关。截至今年1月,日本央行储备了1万亿美元外储,居全球第二(仅次于中国)。为了应对货币战争,日本央行的弹药储备还将继续增加。 运动员?裁判员? 国际汇市是全球流动性最大的市场,每天的交易总量达到4万亿美元左右。这样的规模,使任何试图操纵市场的货币投机者都会有一种望洋兴叹的感觉。但是,一旦实力强劲的央行出手加入战斗,那种山呼海啸的气势,足以使任何人屈服。 “不要与央行作对”,这句话在汇市当中,是血的教训得出来。 然而,央行在汇市之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从本质上来说,央行是货币市场的监管者,是物价和黄金(1611.00,-0.30,-0.02%)储备的捍卫者。他们扮演的角色应该是“裁判员”,而并非汇市当中的“运动员”。 每个国家都对汇市的交易玩家,如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和机构有严格的交易限制,他们的交易方向和策略,必须以公开透明的手段向金融监管部门申报,投资者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轻易获得这些信息。但央行却无需向任何机构组织汇报,这使得他们的任何动作,都有可能造成巨大波动。而这种波动,恰恰是央行最反对的行为。上月,在莫斯科举行的G20会议上,参会各国曾联合发布声明,防止货币市场出现“过度波动”,“保持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战争之中,呼吁仅仅是下一次战斗的借口。因为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大背景,最先贬值货币,且能承受通胀压力的国家,将最先走出经济低迷。所有的人都懂得这个道理,但实施这个战争策略,却需要改变央行旧有的传统思维。 安全,一直是央行的传统经营哲学。但今天,央行的角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如黑石官方机构投资的负责人基利所说:“在不确定的时代,没有任何资产可被称得上是安全的,所有的手段都在变化”。 太平年月,央行喜欢持有收益率较低的资产,这样可以很容易卖出。这是一道防范潜在热钱攻击的防火墙。当货币战争发生时,投机者往往会做空美元,做多央行本币,使汇率骤升。央行则采取反向行动,做多美元,做空本币。但如果外汇枯竭,防火墙被突破,会导致出口产品的价格升高,失去国际竞争能力,同时造成国内投资成本增加,通胀加剧,进而引发银行业危机。 货币战争年代,钱粮的重要性和安全性显得更加重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估计,截至去年9月,全世界所有央行的外汇储备规模约为10万亿美元以上,超过对冲基金手中的美元约4倍以上。在所有的央行中,最具实力、拥有最高外储的是中国,约有3.3万亿美元左右。紧随其后的是沙特、俄罗斯和瑞士。 纵观全球,各国央行持有量最多的当属美元,这也是打造防火墙最通用的货币。但近年来,美元的吸引力正在逐年下降。原因是,自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自身已变成了攻击者。其背后的推手就是超发货币的美联储。但说来可笑,美联储手中存有3.25万亿美债(主要由外国银行持有)。也就是说,在货币战争中,最不讲道理的,恰恰是美联储,因为他即当“裁判员”,也当“运动员”。 正因此,美元储备在各国央行的资产中,呈现下降的趋势。2000年时,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的总量中占到了71%,现在的规模为62%。欧元的储备规模由于欧债危机的因素也在下降,由2009年的28%下降到目前的24%。 各国央行减持美元的另一个原因是效益。金融危机之后的零利率环境中,手中持有美元的央行备受煎熬。而且,美债利率是如此之低,一年期美债收益率仅为0.14%,投资回报率显得太低了。 所以,央行必须寻找新的高收益项目。一些收益率高的商品型货币和新兴市场货币,则成了央行的角逐对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IMF)的报告,目前央行货币资产的多样化方向非常明显。2006年以前,国际货币储备主要集中在美元、日元、欧元和英镑四种货币之上,其他国家货币只占不到2%的比例。而今天,其他国家货币比例已上升到6%。 瑞士央行 变身对冲基金 既当“裁判员”,也当“运动员”,金融危机同样也让瑞士央行发现了更容易的挣钱之道。战争和危机,从来都是瑞士人闷头发大财的好机会。 瑞士,这个人口不足800万的小国,目前的外汇储备约为4680亿美元,这只是短短一年内积累下来的战绩。数字是不会说谎的。瑞士央行,才是货币市场最大的玩家。 为了应对货币战争,瑞士央行秘密使用了来自第三方的“雇佣兵”,如黑石和其他私营的对冲基金等。他们的长项是拥有环球优势和人才优势。去年5月,瑞士央行曾通过第三方连续出手购买了近100亿欧元,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做空瑞士法郎,保持本国产品的外贸优势。 这听起来有些奇怪,瑞士本是全球银行业的中心,除了巧克力、手表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可值得出口的东西。但实际上,瑞士的中小型企业异常发达。他们以创新技术为手段,占据国际精密机械制造和加工生产链的某一个环节,每年为瑞士的经济增长贡献约有五分之一的产值。保障中小企业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也是瑞士央行的一项重要任务。由于金融危机影响,走强的瑞郎,当然对中小企业不利。 瑞士央行自2009年开始起做空瑞郎,当时它与欧元汇率的价格一度达到1:1.5。但自2011年8月始,大量避险资金从受欧债危机影响的欧元区涌入瑞士,造成瑞郎不断升值,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中,升值幅度达到了20%。瑞士央行承担了前所未有的国内政治压力。 2011年9月6日,在与英格兰央行、德国央行和美联储协商之后,瑞士央行在外汇市场中进行了大胆操作。他们以不惜一切代价的手段盯死欧瑞汇率1.20的底线。结果,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欧瑞价格暴升了1000点,由1.1直接杀到了1.2。 为了表达坚守底线的决心,瑞士央行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内,又先后投入了数十亿欧元,将汇率继续升1.24,这个示威性的举动,使市场明白了瑞士央行的凶悍和决心。以至于在未来的数个月之内,没有任何人胆敢做多瑞郎。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时任瑞士央行主席希尔德布兰德的妻子因在央行出手前,提前做空瑞郎被人发觉,最终导致了他的辞职。 瑞士银行的实力,在这场货币战争中得到了体现。到目前为止,欧元与瑞郎的比值,已经有16个月没有跨过1.20的生死线。用瑞士央行主席托马斯·约旦的话说,“我们具有最坚强的决心,守住这条底线。” 但是,瑞士央行的操作空间非常有限。美联储可以一边印制美元,一边购买美元资产,使所谓超发的美元得到“消毒”处理。但瑞郎就没有这个优势。限于瑞士的经济规模,央行不可能超量发行政府债券,瑞士本身也没有更多以瑞郎计价的资产用于出售。 所以,瑞士央行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如果欧元与美元的汇率保持在1.30以上,瑞士央行还能够获得利润,但如果欧元汇率跌于1.20以下。那么瑞士央行的资产有可能在货币交易中化为泡影。 标普指出,瑞士央行的购买行为缩短了欧元区核心国家(指德法荷)和边缘国家(指受欧债危机困扰的南欧国家)国债之间的利差。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欧元的货币价值被扭曲。 为了减少分散风险,避免资产过度集中在欧元之上。瑞士央行除了购买欧元之外,还买进了瑞典克朗、澳元、丹麦克朗、新加坡元和韩元等。这些货币的价格,在瑞士央行的推动下,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 与瑞士央行相似,以色列央行也存在通过操纵汇率市场,影响币值走向的行为。而且,他们的动向被市场密切关注,货币投机者立求保持与之同进退。 瑞士和以色列央行的玩法,已经使它们变身为一家对冲基金公司。该怎样形容他们在货币市场中扮演的角色:“领头羊”?“大玩家”?“裁判员”?“运动员”? 无量是量化的唯一标准 今天,世界经济正处于75年来最糟糕的时刻,几乎所有的央行,都使出了非常规的手段购买高风险金融资产,以期振兴本土经济。这是货币战争发起的本质原因。 美联储购买了国债和住房贷款债券;日本央行购买了不动产投资基金;至于欧洲央行,则直接以几乎零利率的方式,免费为所有需要贷款的银行提供资金。没有限制的购买,成为央行振兴经济的唯一手段,无量成为量化新的标准。 所有的央行购买行为,都存在损失的可能。其中以我们前面提到的瑞士银行最为可怕。他们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总共购买了价值近5000亿瑞士法郎的各类金融资产,包括外国货币、债券、股票和黄金,相当于整个瑞士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与之相比,美联储和欧洲央行显得负责任一些,他们所购买的金融资产分别占到美国和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的20%和30%。 无量,成为所有央行发行货币的标准,成为赢得货币战争的底线。 政客还是银行家? 超发的货币是造成金融危机的原因,而解决问题,还需要不停超发货币,这听上去颇具有讽刺意味。 为什么会这样?汇丰的经济学家斯蒂夫·金在《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解释称:由于货币战争的因素,今天的中央银行,变得越来越政治化,曾赖以光荣自豪的独立性已经完全彻底消失。他们无法停止发行货币的原因,来自于政治压力。 独立央行背后有两个逻辑:其一,经济决策只能由受过良好教育、且经验丰富的专家来制定,而政客们缺乏系统性的训练或仅仅缺乏足够的智商,以制定完善的经济决策。就像人类对待医生的态度一样,我们将经济推到了央行的经济学家手中。其二,政府是不值得信任的,人们不应该把金融的杠杆交到政客手中,因为,他们为了实现短期政治目标,会不顾一切地取悦选民,贬值货币,用廉价的金钱来收买选票。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制定经济政策与医生看病有本质的不同。因为对于经济现象的认识,不同的学术派别,不同的教育背景,甚至是不同的哲学体系和认知方式,都会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 世界经济的生与死,总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学演变过程。这个过程是数字无法衡量的,因为时代的变迁,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建模预测的。政治家和银行家的界线,也因为这个演变过程,而变得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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