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研读市场反对股指期货推出的观点有很多，流行的且富有市场影响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放大知名人士对衍生品的反感，以及衍生品闯祸和对其批判的历史机遇上偶合；二是我国历史上推出国债期货的惨烈教训；三是现今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就是与衍生品有关。

目前市场上对股指期货的认识还存在争论，但我们发现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少，支持的声音越来越多。笔者认为，要树立对股指期货存在价值的正确认识。

从对股指期货持反对意见的逻辑出发，不仅是中国资本市场，全球资本市场都应对股指期货这个“祸害”严加弃之，这一结论与现今全球资本市场发展情况大相径庭，这相当于当其他人都走向繁荣富强的市场经济时，还让大家老老实实在家呆着等大锅饭。

为什么说树立对股指期货的正确认识十分重要呢？因为相对于现有只能单边做多的市场，股指期货双边机制给资本市场带来了深刻影响，投资者可以对价格走势表达不同看法。股指期货推出不仅仅是上市新品种这么简单，而是能对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结构性的变化。现代资本市场发展不仅要着眼于量的增长，更需加强资本市场质的飞跃。我们无法想象中国资本市场在经历了多年发展后，工具选择仍停留在单边做多的水平上。

若是基于第一点缘由，用巴菲特在20年前的观点来论证股指期货的祸害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1987年股灾事件原因有很多，股指期货是这次灾难的导火索也逐渐被研究学者否认，关于这方面的更严谨科学的论证可参考诸多文献。而2000年“大规模杀伤武器”是针对复杂高级衍生品，如CDS。股指期货和CDS比较而言，一个是爷爷辈，一个就是孙子辈，虽同是衍生品但他们的习性相差甚远。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也可参考诸多文献，在此也不赘述。用孙子辈犯的祸扣在爷爷辈上，这也算是“莫须有”吧。

若是基于第二点缘由，我国经历了“327”国债教训，当时确实由于杠杆效应和监管不到位最终发生问题，但如今市场环境发展、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与以前已有很大改善，不对事物当时环境分析而贸然转嫁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当年国债期货推出的相关制度性建设尚未夯实，监管也不到位。然而现在市场发展情况和监管水平已今非昔比。用“327”国债教训来否定股指期货是算错了时代。

若是基于第三点缘由，有人会说衍生品在美国闯了祸，美国顶级专业机构投资者也逃脱不了倒闭和溃败的厄运。同上段论证一样，要考虑事情发生的背景，华尔街衍生品市场发展早已超过实体经济承受比例。我国情况恰好相反，就仿佛说是“一个热得要死的人和一个冷的要命的人”，这两个人的处境是不一样的，病因是不一样的。若医生用对第一个人的药方来医治第二个人，其后果不堪设想。华尔街热的根源是金融监管放松、过度消费增长模式不可持续、价格激励机制扭曲，而我国是资本市场发展不够、金融管制条条框框太多，怎可相提并论。

不可否认，资本市场作为一种特殊服务业，价值创造活动的虚拟性和与每个民众息息相关，而金融资源作为国家重大战略资源，在发展初期完全由国家垄断控制，在治理改革过程中，仍不可避免存在寻租机会。另一方面，大家的逐利性使得资本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经常沦为争论的漩涡。但是这种现象在全球普遍存在，即使最发达的美国资本市场内幕交易、价格操纵等违规行为不绝于耳，但这并不能阻挡股指期货推出。市场经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依靠无数微观个体的投资经营活跃性，但由于投资者的非理性和部分信息占优，资本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风险，确实在对抗不确定性方面，人类的制度建设将永远处在一个落后的状态，但由于对投机活动的恐惧而全盘否定资本市场创新是完全错误的，也是过度悲观的。股指期货对市场更重要的影响是提供双边机制，是稳定资本市场的有力工具。

或许有些人认为这些论证还不够令人信服，当你我都不能互相说服时，就只能引入第三方了。本文一直强调要结合故事背景谈故事。中国经济发展总量居世界第二，人均GDP居世界104（2008数据）位，若按总量看：美国、日本、英国等地衍生品（包括初级衍生品和高级衍生品）都得到巨大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或区域金融中心；若按人均发展水平看，周边香港、台湾、韩国，同起跑线上的泰国，略逊的印度都踏上了衍生品市场发展道路。也有诸多文献研究这些国家地区股指期货推出是否对现货造成重大影响，以期观察我国股指期货推出是否会影响现货走势。研究发现均未对现货市场造成重大影响。

资本市场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参与，投资者也发现现有单边做多机制不能满足自身投资需求，这一制度变迁需求正是源于对投资效率的社会需求所驱动。然而对于经济转轨国家来说，制度的发展通常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过我们坚信，社会发展的需求必然会被制度创新所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