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我们通过对比，发现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推出的系列改革措施和经济政策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里根经济学”的主张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不是历史瞬间的简单巧合，而是两个时期两国客观经济形势与追求发展目标的相似性所决定的。

2014年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全面推进的第一年，改革毋庸置疑将成为影响市场的最大变量。中长期看，改革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战略上股指可以乐观。但近期政策的利多作用弱化，反映出投资者心态趋于谨慎，毕竟本轮经济改革与过往总需求管理政策有着本质上的差异，改革红利效应难以量化，政策推进力度存疑，政策生效时间点更是难以把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尝试从历史的角度去解开投资者心中的疑虑。通过对比，发现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推出的系列改革措施和经济政策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里根经济学”的主张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不是历史瞬间的简单巧合，而是两个时期两国客观经济形势与追求发展目标的相似性所决定的。

目前中国与八十年代初的美国存在相似的困局

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滞涨成为困扰美国经济、政治的最严重问题，CPI同比增速和季调失业率一度高达15%和11%，GDP也下滑至衰退区间。尽管中国的经济近况远未达到美国当年的困难程度，但从发展方向上看，相似之处越发明显。

第一，美国由于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导致菲利普斯曲线右移，经济陷入“高通胀”、“高失业”的滞涨泥潭，而中国多年来为了实现“保八”目标，不断通过大规模投资和货币超发来挽救增速回落的经济，“四万亿”刺激计划更是将此模式推向极致，其结果是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和房地产泡沫等问题出现。2012年以来M2增速与GDP增速背离更预示延续凯恩斯式需求管理或使中国经济面临滞涨的威胁。

第二，大萧条以后，美国政府管制越发严格，导致企业缺乏活力，国际竞争力明显下降，中国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国内国有经济垄断程度越来越高，“国进民退”现象严重，政府对企业的微观干预越来越多，企业活力明显衰减。

第三，六十年代开始，美国建立了优越的社会保障制度，联邦政府机构开始膨胀。另外，积极的财政政策也令政府支出大幅增长，最终导致15年内（1965—1980年）美国赤字增加53倍，而中国面临的问题也类似。虽然国内的社会福利与当时的美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是政府部门存在着铺张浪费和工作效率低的问题。

第四，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和1978年两伊战争引发了两次严重的石油危机，油价上涨是七十年代美国经济危机爆发的外部因素，而中国的主要问题在于“人口红利”消失以及资源价格改革导致人力和原料价格上涨。长期通胀中枢上移与经济内生增长潜力下滑，当下中国面临亚滞涨威胁。

“里根经济学”成功解决了美国滞涨顽疾

“里根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的不同在于，凯恩斯主义以需求管理为主要着力点，而“里根经济学”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改善供给上，印钞票、花钱肯定比改善生产、多挣钱更快、更容易，所以“里根经济学”功效的显现比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政策慢一些，但却能有效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回顾里根任期内的美国经济，“里根经济学”推行一年半后，美国经济从滞涨的泥沼中恢复过来，1982—1984年进入全面上升阶段，连续七个季度录得5%以上的GDP增速，其中1984年GDP增长率达6.9%，创下三十三年的新高。随后的四年，经济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仍保持平均3.5%的较高水平。此外，通货膨胀率从1981 年的双位数开始下降，在1982—1984 年的三年中，平均年率只有3.9%，是十七年的最低值。从经济开始回升，到1984 年年底，美国新增就业人数720 万，失业人数减少370 万，失业率从1982 年年末的10.7% 降至7.1%。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历经1981年转型期的阵痛后，顺利于1982年三季度突破了延绵十多年的盘整区间，开启新一轮长牛（1982—1987年）征程。

总体而言，在以“里根经济学”为理论依据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的指导下，美国经济摆脱了滞涨顽疾。更重要的是，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型为美国经济新一轮的腾飞提供了持续动力，巩固了美国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

通过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推进转型升级

八十年代美国改革的成功经验固然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但由于具体国情和经济结构的差异，生搬硬套行不通，中国必须走有自身特色的改革之路。一方面，每年需要解决1000万大学生和城镇化转移人口新增就业问题，经济增长必须保持在合理范围内。另一方面，中国目前的消费结构中，食品消费占比过大，约为70%，通胀水平很容易受到猪肉、蔬菜等产品价格的影响，控通胀在应对供需冲击的转型过程中始终占有重要位置。因此，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强调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三者的关系，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预计2014年国内GDP目标维持在7.3%—7.5%，且呈前低后高格局，CPI缓慢上行至3.2%，处于以防通胀为上限，以稳增长、保就业为下限的合理区间内。

与美国的“紧货币平衡财政”不同，中国实行中性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相搭配的宏观调控，同时采取渐进式和螺旋式改革。在改革初期，基本面的风险和改革推进的不确定性均可能令国内资本市场承压。只有当改革接近尾声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开始显现，才会带来资本市场较大的行情。由于中国式改革的特殊性，A股难以完全复制美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牛市，而是倾向于振荡式的缓慢上涨——当经济改革快步推进，股市表现强势，而当需求管理的妥协增强，股市表现偏弱。

A股在2014年下半年迎来转折点

2014年A股市场将构筑重要的中长期底部区域，沪深300指数先抑后扬，核心波动区间将在2150—2800点。上半年，QE退出对流动性的冲击、IPO重启对股市资金的分流、转型期经济内生动力的缺乏等因素将拖累股指走势，考虑到目前主板估值较低，股指下跌空间较为有限。而下半年，若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改革能全面铺开，改革红利进入释放期，国内经济有望扭转下行趋势，A股将迎来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