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犹如脱缰的野马，总是超出几乎所有人的预期。特别是原油价格的暴涨暴跌，不仅牵动着全球经济的脉搏，还常常点燃局部地区的战火。相比之下，黄金的价格波动还算是相对平稳的。需要在理论上澄清几个问题：1，大宗商品的价格是如何决定的？2，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如何应对日趋失控的原材料价格？3，外向型经济的结构调整是否存在可以借鉴的成功模式？

　　大宗商品市场的

　　金融化与价格波动

　　大宗商品的交易一般都具有两大特性：1，天生就是国际市场；2，天然造就金融工具。这两个共性特征决定了大宗商品的市场供求必然随着全球化和金融化的进程而发生变化，并直接受制于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影响。二次大战后，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特别是衍生证券市场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大宗商品交易的多层次性和金融化的属性。从基本的交易模式看，大宗商品的交易模式从传统的产—供—销变为产—囤—供—炒—销，价格波动的幅度因此升级。

　　在产—供—销的交易模式中，实体经济的供求决定价格，由于实体经济的供求变化非常平缓，所以价格走势平稳并可以预测。比如原油价格，供给以年平均1%的速率增长，新增需求最高的是中国，以年平均7%的速率增长，价格的波动由这个层次的供求决定，升幅在多数时间内不会超过一倍，石油输出国组织调节产能可以决定价格波动的区间。但是在产—囤—供—炒—销的交易模式中，多了“囤和炒”，金融化的多层次供求介入，并逐渐取代实体经济的供求成为价格波动的主导力量。决定原油价格的供求结构变了，其他大宗商品也亦步亦趋，时至今日，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区间主要取决于金融化的供求。

　　金融化的供求主要有三个层次，其一是储备性的供求，国家和企业都会有一定的战略性储备，表现为囤积或库存，对库存的管理必然引入金融化的避险性交易，以追求储备性库存的保值和增值；其二是交易性的供求，在金融市场上，任何避险的工具都具有交易的属性，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投机行为，于是纯粹交易性的供求通常会在“避险”的名义下产生，交易的风险和频率逐步升级；其三是衍生性的供求，在衍生产品交易市场上，任何囤积的商品都可以作为或被用作衍生交易的基础投资工具，按照时间和空间的分割创造交易。这就使囤积的商品和投机的炒作构成为供求双方，独立于实体经济的供求和战略性储备的供求，发展成为多层次的金融交易。于是，现代理财市场中多样化的产品设计开始进入这个领域，通过“挂钩（Link）”等交易方式把大宗商品引进衍生性的交易。

　　在上述三种金融化的供求决定大宗商品交易的价格波动，实体经济的供求变动从此退居次要地位，逐渐成为金融交易的借口。无论是储备性的供求，交易性的供求，还是衍生性的供求，都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这就决定了大宗商品交易的不确定性上升，价格波动的幅度增大，市场交易的风险放大。相对于实体经济的供求而言，金融化的供求兴风作浪，翻云覆雨，会使价格波动超出人们可预测的空间。

　　金融化的交易在国际化的市场中必然受制于美元的走势，在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相对稳定之时，大宗商品交易的价格动态也相对平稳，在美元汇率剧烈变动之时，大宗商品交易的价格波动就如同火上浇油，更为剧烈。这时美元就好比金融交易的杠杆，使大宗商品的金融供求剧烈波动，为大宗商品市场增加了一个新的机制：美元风险的对冲机制。这个机制是在美元脱离黄金之后产生的，在本次金融海啸中表现到极致，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幅度在过去十几年再度升级，原因就在于美元汇率的不确定性。

　　总而言之，决定大宗商品价格的供求关系有三个层次：实体经济的供求如平湖秋月，金融化的供求如水火交融，美元的汇率变动如火上浇油。实体经济和美元汇率就像跳绳的两端，金融化的交易在跳绳的中间，两端的轻微波动传递到金融交易会形成惊涛骇浪，所以，大宗商品市场的金融化程度越深，价格波动区间的不确定性就越高。

　　作为“世界工厂”的发展瓶颈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完成了一个“世界工厂”的构建，这是中国经济“摸着石头过河”所达到的彼岸。站在这个彼岸，回头看，是由内及外有三大推动，向前看，则是由外及内有三大瓶颈。由内及外的推动是政策———外需———国际化，由外及内的瓶颈是外需———原料———城市化。所以，若把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波动纳入经济结构调整的轨道，就延伸到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了。俗话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外需是中国经济构建世界工厂的原动力，现在成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在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形成之后，对进口原料的依赖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依赖进口原料的制造业必然面对大宗商品市场的高风险，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也就要尽可能规避这种几乎无法控制的市场风险，走向以内需增长和本土资源为基础的发展模式。

　　外需和原料是世界工厂模式的两端，一极是需求，一极是供给，外向型企业的利润主要是由进口原材料价格决定的，所以我们看到，一年一度的铁矿石价格谈判决定钢铁行业的利润。市场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已开始上演“谍战”和“潜伏”，解决争端的谈判也年年升级，国家间的经济外交逐渐成为主要话题。然而，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风险是不可能通过谈判解决的，因为市场的风险只能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才能化解。所以在现阶段，化解风险的方法有两个，其一是参与，也就是通过积极参与衍生品交易来规避价格风险，其二是控制，即通过跨国并购来控制海外的原材料供给。遗憾的是，这两条路都需要人才，需要国际化的人才，而留住人才需要机制，需要国际化的激励机制，这是很难在短期内完成的。为外企充当“间谍”的人多半是假洋鬼子，“商业间谍”各为其主，也符合现代企业的职业规范，至少是影视中的“007”和“潜伏”的行为规范。

　　解决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风险，还是要从产业创新和结构调整入手，逐步降低经济发展模式对外需和进口的依赖。最近我很关注不同国家从工业化到城市化的转型，研究日本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家父是国内知名的日本史学家，所以我耳濡目染，对日本的明治维新和战后的经济起飞印象深刻。中国作为亚洲国家，至少在三个方面和日本更有可比性：首先，两国文化同源同种，传说中的历史人物徐福是日本天皇家族的祖先；其次，两国都是人多地少，人均可用土地相差无几；第三，两国都是资源稀缺的国家，按照人均资源计算也相差无几。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和美国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更多的互补性，但是美国地广人稀，七田二水一分山，中国却人多地少，七山二水一分田，所以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应该学习日美两国，一要借鉴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经验，二要学习美国通过技术创新完成产业升级的经验。

　　外向型经济大国的产业结构调整

　　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是不可控的，从长期趋势看，一个经济大国也不可能长期依赖外需增长和进口原料。在目前的外向型经济大国模式之上，结构转型的基本方向有二：一是用城市化的内需替代国际化的外需，二是用丰富的人力资源替代稀缺的进口原料。前者的成功经验是日本，后者的成功经验是美国。

　　产业升级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一般理解的产业升级定义，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是一种教科书式的解读，会产生极大的误导。比如说“腾笼换鸟”的政策，被媒体解读为发展高科技产业需要传统产业为高科技产业让路，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的导向。首先，中国作为人口大国，政府必须高度关注就业经济，也就不可能放弃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纺织机械钢铁汽车等传统产业在中国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只是需要及时引进新技术来克服高耗能和高污染的缺陷；其次，以城市化为主线的产业升级不是按照劳动—成本—技术来排序升级的，城市化将会创造一个新的产业集群，以金融—地产—商业—文化为主干，全面发展现代化的城市服务业，这是一种新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以更高的水平创造就业机会。

　　中国的本土资源优势究竟是什么？第一是“人”，中国人口众多并且聪明勤劳，离开这个资源奢谈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那就脱离了中国的基本国情；第二还是“人”，中国的本土消费也来源于人口众多，城市化的进程会逐步提高本土居民的消费力。因为农民从自给自足的生存经济进入到城市，必然要接受现代服务业的新型消费。这时我们看到，从工业化到城市化的进程，包含着从传统劳动密集型向现代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升级，不仅有利于中国以“人”为本的资源优势，而且会弱化中国对大宗商品市场的依赖。工业化依赖外需和原料进口，城市化依赖服务和人口流动，以“人”为本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符合中国的国情。

　　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中，充分发挥以“人”为本的资源优势，这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主基调。从工业文明过渡到都市文明，不仅是一次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突如其来的金融海啸改变了不同国家的区位经济优势，提高了中国的相对财富存量，按照克鲁格曼教授的理论，这将会改变全球资本流动的方向，相对提高对中国及周边地区的直接投资流入量。所以在未来的十年内，中国将不再是资本稀缺的国家，而是资本丰裕的国家。水往低处走，钱往高处流，越是资金丰裕的地区，资金流入量就越大，优秀的人才也会跟随流入。所以，中国能够在人才和资本优势不断提高的过程中积极参与大宗商品市场的交易，在大宗商品的风险交易中提高经营风险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