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赖恩·阿瑟(Brian Arthur)提出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ies)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描述性框架。阿瑟指出，当市场犯错误后，我们可以通过3条途径纠正这些错误：错误自行纠正，就像我们自己吃坏肚子一样；我们和错误并存，就和现在我们一直使用QWERTY键盘一样；有一些错误需要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纠正。

通过一个一刀切的监管制度，我们继续支付不必要的法律成本，即使问题可能可以自我更正或者后来被确定为是有益市场的创新而不是问题，而不需要进一步整治。

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是法律成本的一个典型例子。安然(Enron)公司是该法案的催化剂。但是时过境迁，目前的监管机构接受财政拨款，以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不是市场的需要。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在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中可曾起到了任何的积极的防范作用？法案所承诺的好处似乎已经过去，留下的只有不断产生的守法成本。

真正合适的监管制度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方针。我们应该力求让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可预测性、风险和不确定性，在必要的反欺诈条款以外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关键是透明度。

相对一刀切的金融监管制度，更好地适应市场的现实情况和提供更清晰和更精确的规则，才是真正的最佳做法。
　　
　　问：在选择让曾经担任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主席的玛丽·夏皮罗(Mary Shapiro)成为SEC主席后，美国政府是倾向于合并CFTC和SEC的。但是，两家机构的差异是鲜明的。SEC因为在过去几年里发生的事情，看起来像一个失败的机构；而CFTC在监管期货业方面成效显著。两家机构监管制度的根本区别是一家以规则为基础而另一家以原则为基础。如果两者合并， SEC因为其庞大的规模将在合并后的机构里面具有主导地位，CFTC将被边缘化，其监管制度将被弃之角落。会这样吗？

答：花旗集团(Citigroup)在创建兜售所有金融产品的金融超市时碰到了没有预料到的困难，因为它不能协同销售不同类别的金融服务。如果您不能协同销售的话，你怎么能够跨领域监管呢？

再者，我们的金融监管没有获得正的净受益。我们又回到了索罗斯所说的为什么苏联会失败：我们正在将资本作为政治的免费副产品。有效率的做法是通过边际成本为资本定价。不幸的是，大多数官僚机构都和邮局一样，是依据平均成本定价。邮政局无论是通过马路还是乡间小路提供邮件服务，它收取的费用是一样的。

随着金融市场的成熟，就有进行市场区分的天然倾向。在行政方面，对于监管者而言，简单的一刀切的监管方法是大受欢迎的，但是数以亿计的投资者的净利益是什么呢？
　　
　　问：以规则为基础和以原则为基础的监管方式的区别是什么，以及哪种监管方式更加有效？

答：规则是编纂成文的最佳做法。如果它们不是一种最佳做法，那么它们不应该成为规则。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在确定性的经济环境中运作良好。以酒后驾车为例，如果我们看到有人驾驶的车辆有些不稳定，我们就可以要求其做酒精测试，依据酒精浓度的测试结果作出合理的判断，这就是最佳做法。

虽然以规则为基础的系统能够给予我们具体的指导，但是他们有时可能过于僵硬，不能变通。

未来的不确定的经济环境倾向于以原则为基础的相对较为审慎的监管系统。以原则为基础的监管系统的优势是，它能够灵活和有效率地处理新的或者特殊情况。以原则为基础的监管系统在一个包含新创企业的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运作良好。
　　
　　问：近来有声音要求美国政府大力推动对外汇交易的监管。这种监管有什么好处呢？

答：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为什么企业会选择向海外转移？通常的看法是降低成本。但是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海地(Haiti)将是海外资本的首选地。海地离美国很近而且劳动力价格低廉。如此看来，就不仅仅是成本在起作用。随着许多资本流向伦敦和澳大利亚等地，美国出局的危险迫在眉睫。

具体而言，海外市场监管相对宽松，符合眼下最佳实践。去海外仅仅是比较之后的自然而然的最优选择。难道您愿意为同一件东西花更多的钱吗？

如果金融监管的要求是有效的，并提供一个正的净利益，那么资本将继续留在美国；如果没有，国内的守法费用将大于所带来的好处，很明显，资本转移到国外就有了比较优势。
　　
　　问：关于金融监管，国会应该做点什么？

答：三件事。首先，摈弃一刀切的监管方法，应该依据随机性，而不是具体的金融产品类别来实行不同的监管制度。金融产品依据随机性可以划分为具有可预见性的货币市场证券、概率分布稳定的有正现金流的大型蓝筹股和具有不确定性的新创企业。第二，强调综合的根本性的治理，而不是仅仅制定临时性的应急法规。最后，建立全方位的金融监管制度，以提高反应速度和对市场的复杂性的理解。

前副总统戈尔(Gore)的首席撰稿人丹尼尔·平克(Daniel Pink)写了一本书叫做《全新思维(A Whole New Mind)》，说信息时代正在让位于概念时代(Conceptual Age)。是的，世界正在改变。决策者必须将目前一刀切的监管模式转变到综合考虑可预见性、可能性和不确定的监管模式。虽然途径不同，但是最终的目标是相同的。监管模式的转变是为了使美国资本市场在全球经济中保持竞争力。
　　
　　问：国会可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呢？

答：控制。我们是市场经济，而市场是动态的非线性系统。应对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过度反应，可能使我们作出错误的抉择。

美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人们来到这里，是因为这里充满机遇和梦想。我知道有许多人在14、15岁的时候，就冒着很大的风险来到西方。因此，美国人总是在寻找新的极限和挑战。美国人应对挑战，不是依靠控制，而是以创新和适应能力而闻名。
　　
　　问：实际上，我们透支了未来。我们都认识到，巨额的经济刺激计划是以空前的财政赤字为代价的，是通过对我们的子女征税而得以实行的。

答：这其实是十分难以衡量的。考虑为未来带来的更多的增长机会而言，我们无法确定我们是否正在盘剥他们，还是在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机遇。在这个时候，谁也无法估算长期的成本和收益。

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拒绝联邦政府给予的部分财政拨款，称总统的计划会让国家的债务暴涨；而与此同时，许多曾经批评华尔街的贪婪和过度进取的人，现在却大力提倡经济刺激计划。我们很难决定谁是谁非。
　　
　　问：我们害怕立法机关的草率行动和监管机构的过度反应可能会破坏一个已经非常成功的金融体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的不是一言堂，我们是否还需要更多地来讨论过度立法和过度监管的可能性？

答：我作为监管机构曾经的一员、行业从业者和企业顾问，从不同的角度看到金融行业中存在着我一直为之惊叹的勤劳、诚信和创新。金融行业不应该成为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替罪羊。但是业界一直缺乏具有建设性的提议，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来扭转这一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