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人跟你我可不一样——他们有史以来都是“抗衰退”的，但是这次，他们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对很多有钱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的世界已经天翻地覆了。

如今在美国，到底谁才算得上是“有钱人”的争论引发了相当大的分歧。没有人会质疑比尔·盖茨（去年的福布斯400富豪榜第一位，资产净值570亿美元）和沃伦·巴菲特（福布斯富豪榜第二位，资产净值500亿美元），或者说福布斯榜单上的其他任何人（他们当中最穷的人也有13亿美元的资产）。但是当你把目光从上百亿的水平掉转至几亿或几千万甚至几十万的年收入的时候，争论就开始了。

四月份，《华尔街日报》上有一篇文章以怜悯的口吻描述了收入在25万美元左右的家庭，他们正是奥巴马总统拟加税的对象。以大多数的标准来看，这部分的家庭可以排名在收入组别的前2%至4%里，但是该报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只觉得自己是“中产偏上阶级”，而非“富裕阶级”。

“我并不是在博取同情。”一位年收入26万美元的外科医生的妻子说道：“我只是想要弄清楚到底怎么样算是富裕。我能够支付按揭贷款，也可以买一些喜欢的衣服。我衣食无缺，但是我的生活也跟奢侈沾不上边。”圣胡赛市市长不太看得起25万美元这个数字，他说这只是一对工程师夫妻的收入而已。25万美元只能使他们成为“高级工薪阶层”，但他们还是“连硅谷的一套房子都买不起”。

这篇文章收到了大量的电子邮件反馈——很多人欢呼说终于有人描述出了他们令人苦恼的困境，也有人表示无法苟同。然而，富人们（虽然他们自己不承认这个称呼）的这么多抱怨声浪也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自二战以来最严峻的这次经济危机已经剧烈地撼动了全国的精英人士。

由于拥有稳定的工作和足够的收入，富人和“准富人”原本是不会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的，可是这次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很多富人都感受到了恐惧和威胁，甚至觉得自己已经算是穷困了。在“统一市场”公司最近一次面向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消费者的调查中，有六成的人表示他们的财务状况已经恶化了；39%的人说自己的奖金被削减了；还有29%的受访者则抱怨固定收入减少了；8%的人已经丢了工作；另外4%的人表示工作时数减少了。虽然股市出现了一些反弹，但美国最富的人群中还是有很多人担心自己会被裁员以及失去收入，就像其他普通的美国人一样。“这次的衰退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机会均等’的。”统一市场调查公司总裁帕姆·丹席格如是说。

这次经济危机的附带伤害是很广泛的。奢侈品连锁店的销售额出现了巨幅的下跌；最近几个季度里，萨克斯第五大道店和内曼·马库斯（二者皆为美国高端百货精品店）的同店销售额都减少了四成。很多乡村俱乐部都在垂死挣扎地挽留它们的会员。今年的早些时候，纽约汉普顿的未售房屋累积量达到了34个月的供应量，这说明买家已经进入冬眠期了。经济学家苏珊·斯特恩称之为“奢侈品的终结”，她说：“已经没有多少人再花3000美元去买一个GUCCI的包包了，同样，豪华跑车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也正在衰竭中。”

原因非常明显：由于华尔街正处此次危机的震中，很多高收入的投资银行家、交易员和基金经理们都遭受了裁员或减薪，这就使得富裕阶层的人数大幅减少了。而股市的暴跌对富人的伤害尤为巨大，因为他们持有最大比例的股票。

但西北大学的经济学家乔纳森·帕克和安妮特·维辛-乔根森在一项新研究中发现了一个有违常理的现象，那就是经济危机对准富人的收入影响要大过中产阶级家庭。据他们预测，最富的那十分之一人口的相对收入缩水比普通家庭要高出26个百分点。而对最有钱的那1%的人来说，对比还要更强烈。他们的损失比例超过了一般人的两倍，也就是说，如果普通家庭的收入减少了一成，那么金字塔顶端的1%的人则失去了20%多的收入。

然而，这也并不代表他们的处境就比普通家庭艰难。显而易见，5万美元的收入减少10&肯定要比100万美元减少20%更难熬。另外，穷困阶级的失业率也是最高的。不过无论如何，跟过去比起来，上流社会抗衰退能力的减弱确实是一个明显的转变。帕克和维辛-乔根森都认为“高收入就意味着高稳定性”的传统智慧只适用于上世纪80年代之前。

帕克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绩效奖金的大幅增长”。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金日益向“职工优先认股权+年终分红+销售奖金”的组合方向发展。经济蓬勃向上的时候，收入就跟着上升；而经济低迷不振的时候，工资也跟着下降。帕克也提到了专业精英（包括律师、医生、会计师和高级顾问）的收入问题。“当人们对选择性手术和法律或顾问服务的需求降低的时候，那些精英人士的收入自然也就减少了。”他说。即使是最高端的0.1%的人群，他们的工资也占了总收入的半壁江山，而“业主收入”，也就是经营生意或合伙投资所产生的利润则是其收入来源的另一部分。“富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分红和利息”的老旧观念已经越来越落伍了。很多富人都是小企业的老板，而小型企业的经营状况在较大程度上是受制于经济周期的。

毫无疑问，很多人都觉得乡村俱乐部里的那帮人活该处于挫败和焦虑之中。有些人认为高收入的CEO和投资银行家们正是这次经济危机的帮凶，他们只是罪有应得而已，而现在正是因果报应的时候。而其他人则会明智地指出，近几十年来，无数的研究表明贫富差距是在日益扩大的。举个例子，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06年，金字塔顶端那1%的人群的税前收入在所有人口的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12%上升到了19%。当前的衰退正是一次健康合理的修正。

所有这些想法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不完整的。批判者们通常都认为，如果富人和准富人的资产减少了，那么自然就有其他人的资产是增加的。重新分配能够使社会达到更好的平衡点。有时候情况确实是这样的，但也有时候会出现例外，富人的钱变少了，但那些钱却没有转移到其他任何人的口袋里。不管富人们当初是怎么样赚到钱的——买卖债券、帮人动手术、创办公司或是从事法律工作——现在这些行当都不复曾经的暴利了。富人变穷了，但是穷人却也没有变富。社会比以前还要更贫穷了。
　　对很多人来说，“利益均沾经济学”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它也体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富人对美国经济的增长往往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如果他们衰败了的话，那么其后果也是很广泛的。

消费性支出——经济的主发动机——是倚重于上层社会的，因为他们的收入是所有人中最高的。2009年，年收入2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只占总数的3.4%，但是斯特恩预估他们的消费支出占了将近14%。年收入在10万至20万之间的家庭占总人口的14%，而他们的消费支出则占了34%。也就是说，这两类人群的消费支出占美国总消费额的一半左右，虽然他们的人口只有总数的六分之一。

同样，富人缴的税也是最多的。国会预算办公室称，2006年最富的1%的人口贡献了联邦税收总额的28%，而最富裕的10%的人（包含了前面的那1%）缴税额为55%。这样的体系是较为合理的——当你越有钱的时候，你交的税就越多。2006年，上层1%人口的实际税率是31%（包含了所有的联邦税收）；相比之下，最底层5%的人群的税率只有4%。

此外，富人们也是慈善捐款的主要来源。波士顿学院财富管理与慈善中心的数据显示，2004年净收入超过500万美元的家庭只占美国家庭总数的1.5%，但他们的捐款额却达到了总数的27%。净收入在100万至500万之间的家庭大约占总数的7%，他们的捐款额则占了20%。总而言之，美国十分之一的家庭贡献了所有善款的一半左右。

富人也是风险资本的一个主要来源——比如说用于创办新企业的资金。个人和家庭是风险资本的十分之一的来源（其余的大部分则来自养老基金、大学捐赠基金和保险公司）。

当富人开支紧缩的时候，一系列负面影响也随之出现了。举个例子，金融危机导致了华尔街公司的年终奖出现了44%的降幅，从2007年的329亿美元跌至了2008年的184亿美元（来自纽约州审计署的报告）。这无疑延误甚至削减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奖金。银行家的薪酬被定得过高，而且巨额的年终奖会刺激他们去冒一些过大的风险。当前的问题是，奖金税的流失给财政预算带来了10亿美元的缺口，这也使得政府更难给学校、医保和监狱拨款了。

还是回到消费的问题。在2008年年末，年消费率的降幅达到了4%，直到今年的第一季度才有了小幅的回升。但是丹席格的研究表明，从2007年到2008年，年收入15万至24.9万美元的人群的消费额减少了8个百分点，而收入25万以上的人群则减少了15个百分点。同样，据美国非盈利性组织施善基金会的报告，2008年的慈善捐款也降至3080亿，排除通胀因素之后跌幅还是达到了5.7%，而且今年还可能进一步下跌。股市也是预测捐款额的一个有效指标。印第安那大学慈善事业中心表示，标普500指数每上升100点就能够增加17亿美元的善款。

然而，也不是所有的慈善机构都受到了影响。“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募集到的资金增加了42%。”罗斯·弗莱瑟——“供养美国”的发言人如是说。“供养美国”是全美最大的粥场食品供应机构，它向美国国内的206家粮食银行提供现金和食物。“在艰难的时代，我们这样的慈善团体还是可以良好运作的。如果你必须在看芭蕾舞和帮助饥饿的孩子之间做出选择，你会把钱花在哪呢？”不过这也无形中加大了其他非盈利组织的压力，例如学校、医院和环境保护组织。

或许，有钱只是一种心理状态，而不一定要真正实现某个水平的收入和财富。富裕的感觉就是，你有足够的钱，不需要为钱的问题担忧。对很多人来说，这种安全感已经离他们远去了。来自波士顿咨询集团的迈克尔·西尔弗斯坦猜测，净资产在2000万以上的家庭有10万户以上（算上他们的房产、股票、债券和所开设的公司）。但迈克尔认为，即使在这一小部分的人群里，大多数人现在的心情也是惊慌失措的。“他们已经亲眼看到自己的资产缩水了30%至40%，从高峰跌到了谷底。有些人是在通用电气、国际集团或花旗集团这样的大公司里工作的，但是他们投资在公司股票上的钱早已付之东流了。”

我们还不能确定的是，这次的创伤是否会永久地改变人们的行为。西尔弗斯坦对此则表示怀疑。“美国人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他们对事情的记忆不会持续太久。”他说：“我们终将走出这次低潮期的——而到了那个时候，富人们将会再次感觉到自己又变有钱了，他们也就会开始消费了。”但是丹席格这个市场研究员却认为，购物文化已经受到相当沉重的打击了。“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人一直在狂购乱买，他们已经拥有足够的东西了，因此自然也就不再需要太多物质方面的挥霍了。”她说，现在大家越来越意识到了“物质财富无法带给人们幸福”，为了多存一点钱，美国人——即便是富人——都会开始节省开支了。

近几十年来，乔治·布什优惠的税收政策引发了股市、房市和薪资的暴涨，“利益均沾”经济学也跟着大行其道了数十年，但不管怎么说，它想很快再重回经济舞台已经不太可能了。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就为它的消逝而欢呼的话，其实有点为时过早了，而且也不太明智。矛盾的是，那些被人们强烈抗议的在经济高峰期赚了大钱的人，却也在经济低潮的时期贡献了增长所必需的消费支出。如果富人们——无论你怎么定义它——依然陷在尴尬的中间地带的话，那么总体经济或许就无法出现太大的好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