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犟睁大眼睛盯着桌上的两个电脑屏幕，嘴角线绷紧。墙上贴满油脂、金属、原油的价格走势图，如同不时掀起惊涛骇浪的大海。

“一个残酷的行业。”杨学犟指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说，“在这个游戏中，倒下去是必然的，活下来才是偶然的。”当天(10月15日)，马来西亚棕榈油期货已连续7周上涨，现货价格也接近金融危机之后的最高点，他却更加紧张。

消瘦的杨是天津聚龙集团董事长，该公司成立于1993年，主营业务为棕榈油，范围已覆盖种植、码头、仓储、贸易、加工、小包装产品等各环节。它的棕榈油分提厂在全球最大行列，拥有中国唯一的海外棕榈种植园，正在建设华东地区最大油脂综合加工基地与物流配套园区，每年进口100万吨毛油进行加工，是国内进口量最大的棕榈油企业。

棕榈油来自油棕树的棕果，具有营养成分独特、不易氧化变质及市场价格相对低廉的优势，应用于食品加工业、餐饮业和化工业，是国内仅次于豆油的第二大食用油品种。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棕榈油消费国，也是最大的棕榈油进口国。国内从事棕榈油经营的企业不下万家，多数是贸易商，实力相差悬殊。大型贸易企业直接从国外进口，进入国内后再通过中小分销商进入流通领域。贸易商一般连专门的仓库都没有，而聚龙是唯一贯穿产、工、贸的民营企业，产品占据全国市场的13%-15%，2009年销售额为56亿。华东基地和印尼种植园建成后，除满足自用外，也能成为利润中心。

即使拥有如此实力，仍无法舒缓杨学犟胸中的危机感。

中国油脂产业缺乏话语权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全部依赖进口的棕榈油更是如此，市场价格的一个涨跌就能淹没貌似强大的企业。另一方面，近年来中纺集团、中粮集团等央企在粮油领域大举扩张，跑马圈地。身处阴影之下，民营企业难免感觉空气稀薄。

这是一条煎熬之路，杨学犟决心走下去，而全产业链，是唯一的路标。

一、刀头舔血

上游与期货，是国内棕榈油企业心中的隐痛。

近20年来，每隔4—5年，棕榈油价格就会出现一次剧烈波动，那是大浪淘沙的时刻，每个周期，都会淘汰掉50%的企业。

“2004年我们排名大概在第五位，那一轮周期后，前四位基本上都已经趴下了。”聚龙集团副总裁朱建东感叹，“2008年我们排第一了，到年底再看，二、三、四、五也全没了。”

如今终端价格相对透明，决定胜负的关键点在原料采购，以及对金融工具的运用熟练程度。

同大豆类似，棕榈油原料价格完全与国际接轨，它的期货价格走势也以大豆为参照。所不同的是，大豆在中国尚有生产，但棕榈树在国内没有条件作为经济作物种植。

棕榈树原产自西非，18世纪末作为观赏植物传到马来西亚，逐渐在东南亚地区广泛种植，今天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是主要棕榈油生产国，生产的棕榈油占世界总产量的86%以上，每年中国大约97%左右的棕榈油从上述两国进口。

棕榈果经水煮、碾碎、榨取等工艺后，得到毛棕榈油。毛棕榈油运抵中国港口，大大小小的加工企业根据订单运走自己的份额，经过精炼，去除游离脂肪酸、天然色素、气味，得到精炼棕榈油，再根据不同需求，通过分提，可以得到24度、33度、44度等不同熔点的棕榈油，然后经贸易商进入中国的油脂消费系统。

四年前贸易商每吨棕榈油能赚到近200元，金融危机之后，他们胆子小了，有一二十元利润就出手，甚至赔四十多元的时候也愿意抛售。“种植园的利润无疑最丰厚。”在聚龙集团研究院副总经理范昭宇印象中，源头的利润能占到产业链的三分之二左右，越往下游，利润空间就越窄，“谁的成本控制能力强，谁的量大，就能活下来。”

棕榈园本身就是一种保值工具，而对它的投资可能是无底洞。如果不能掌握源头，就只能用期货交易对冲风险，那是一场更大的赌博。有人将棕榈油称为一种“准金融产品”，2005年之后，其金融属性更加明显，理论上说，期货应该跟着现货价格走。“可现在已经倒过来了。”范昭宇拍着电脑说。

一则笑话是，在天津即使是炸油条的，每天早晨也要先看看期货价格。套期保值在行业中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生死的砝码。假设仅做现货，贸易商主观判断后市价格要涨，因此暂时囤货，可如果判断失误，价格暴跌，现货根本没有机会出手，贸易商手里抓着大量棕榈油，资金压在采购方，等到价格出现倒挂，几乎卖一吨油就要赔数百元。如果套期保值操作正确，就可以赚取额外利润来弥补倒挂的损失。

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价格风向标为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包括“ABCD”(ADM、邦基、嘉吉和路易达孚)在内的大粮商都选择在此交易，2007年作为中国期货市场第一个纯进口品种，棕榈油期货也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上市交割。聚龙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操作大豆，在大连和马来西亚的交易所操作棕榈油。

杨学犟走到一张豆油价格走势图前，上面有一个陡峭的波峰，显示的是从2006年下半年到2008年的价格情况，行业周期与金融危机叠加在一起，变化之巨前所未有。价格从2006年下半年缓慢爬升，到2007年骤然加速，可当价格达到1.6万元/吨的历史顶峰后，突然滑落，一直到5560元的谷底，暴跌达70%以上。

聚龙的棕榈油与少量豆油销售量加在一起每年在一百万吨左右，若没有灵活的套保策略，如此沉重的损失必然会压垮资金链。这一年，聚龙在现货上赔了6亿多元，而在期货赚的略高于这个数字。

“怎么应对风险?不用别人教，从这样的波动中活着爬出来什么经验都有了。”杨学犟看着图说。

像聚龙这样以实业为主的企业，套期保值通常配合现货来操作，区别于投机行为。从海外订购毛棕榈油后，市场行情无非有涨或跌两种可能，聚龙的研究团队会根据预判锁定利润与亏损。

套期保值最重要的数据是当天的现货库存量、期货库存量及净库存量。聚龙有现货，前两个数字可以对冲，最关注的是净库存量。现货与期货冲抵之后，就可以算出企业的净资金，杨学犟牢牢抓住这个数字，为套保加了一道保险阀。

现货贸易商如果以投资思维从事期货交易，一招棋错，可能再无翻盘机会，最惨痛的教训莫过于中盛粮油。

2004年时，中盛实力远超聚龙。在沿海形成了以天津、镇江、东莞及厦门为主体的生产基地，在全国拥有数十个产品配送中心，从原料国际采购、物流、生产加工到成品销售配送，建立了完整的供应链管理体系，产品覆盖国内三北、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当时天津工行和交行甚至在中盛设有办事点，每天都有押款车到公司提款。

为回避原料波动风险，中盛一直在CBOT套保。2005年，它在CBOT豆油市场持有高空头头寸，又判断国内豆油价格将会上涨，没想到CBOT豆油期货一路走强，内地大豆油现货价格却出现下跌。这一背离使得中盛粮油在期货和现货市场都出现亏损，自此一蹶不振，不得不把资产分别卖给了中储粮和浙江人王伟。后王伟利用中盛棕榈油进口信用证融资，投资地产等项目，盗卖为客户代为存储的棕榈油，涉嫌非法集资十亿元，酿成“粮油第一案”。这一部分资产，后来由中纺油脂接盘。

“恐惧，至今依然感觉非常恐惧。”目睹了期货杀伤力的杨学犟心有余悸，“中盛不是本事小，那个时候需要先烈。”当时中国豆油现货市场与CBOT豆油期货市场相关性不高，中盛走得太快了。

二、夹缝求生

走进天津临港工业区，硝烟味扑面而来。

从聚龙下属子公司龙威粮油的办公楼顶举目四望，可以看到周围散布着嘉里粮油(天津)有限公司、九三集团天津大豆科技有限公司、中纺油脂(天津)有限公司、黑龙江农垦集团，站得更高一点，能看到北京粮食集团粮油加工基地、中粮集团天津粮油基地、印尼金光集团天津港粮油食品加工项目和印尼春金集团棕榈油加工项目。

九家公司中，五家国有企业，三家外资企业，唯有龙威一家民营企业。

天津已崛起为国内最大的油脂加工基地，从北到南，天津、上海、广东周边地区为三大粮油集散地，92%的棕榈油从这里流向全国。那些穿梭的油罐车中，属于民营企业的越来越少。

包括棕榈油在内的食用油行业中，外资、国资与民资构成了一个利益关系交错的局，而民营企业显然是最容易出局者。

跨国大粮商，如所谓的“ABCD”，都已在上游形成绵密布局。2006年，新加坡丰益集团与ADM共同投资的益海集团和新加坡郭兄弟集团投资的嘉里粮油合并，双方在东南亚的棕榈园种植面积就超过50万公顷，足以跳出行业周期的影响。

益海等国际粮油企业，在上游是国内棕榈油企业的原料供应商，在下游终端市场就是竞争对手。“价格低的时候，你打算从它们那里采购5万吨毛油，人家对行情的预判比你准得多，可能只卖给你1万吨。价格高的时候倒是能满足你的需求，但等你运到了国内，说不定又要亏钱。”另一家民营棕榈油加工企业负责人告诉本刊。

他认为自己的地位很尴尬，“一般在单位里，做销售的是孙子，做采购的是大爷，可我们销售时是孙子，采购时还是孙子。你看我们的客情费，国内客户来了，我们买单，国外客户来了，也是我们买单。”

他透露，国际大粮商会在现货走高时屯油，价格过低时，为了托价还可能收购自己的油。“像益海在国内有30多个厂，它如果买自己的油市场价肯定会涨。”行业内公开的秘密是，只要能保证产业链畅通，外资粮商能够承受在一个环节或者一个地域亏钱。

不过，国际大粮商与民营企业各有所长，合作多于竞争。除了最早进入中国，已经形成完整布局的益海外，其它外资企业受政策限制，难以组建销售网络，必须要与国内贸易企业合作。即使是益海，也要借助国内企业的网络，还会从中国企业的工厂中收购成品油。

例如在天津，聚龙就占据绝对的渠道优势，产品遍布各个超市，它的现货价格就是天津港棕榈油的基准报价。棕榈油在北方冬天易结晶凝固，聚龙的技术部分解决了这一缺陷，令它的国际对手也颇为惊讶。

近年来真正让民营企业倍感压力的是国有企业。上文中匿名的企业负责人称，中粮、中纺、中储粮都在“撒着儿欢”地扩张。中粮高调推出“全产业链”。中纺则于2009年在东莞、沈阳、福建、大连等地闪电并购了9家大豆压榨和精炼企业，大部分是在金融危机中“扛不住”的民营企业。

同样建一个油脂加工厂，大型国企能通过贴息贷款等方式获得约1/3的资金支持，而民营企业则无此便利。一些限制压榨产能的政策，实质也为国企并购创造了条件。即将颁布的《油脂油料产业规划(2009-2020)》核心内容就是确保中国能够在2020年实现60%食用油自给，同时还要淘汰2000万吨落后产能，为培育超大型油脂集团腾出市场空间，国企加快布局正是为了掌握先机。冲动之下，圈而不建这个老故事再次上演。在镇江、天津、东莞等地，一些大型油脂产业基地项目剪彩之后就悄无声息。

“国家出于构建粮食安全考虑，支持大型国企，有时为了控制住粮油价格，亏点钱也不在乎，他们在期货上提前一倍做空也没问题。”上文中匿名的企业负责人认为“国家队”在大连期货的棕榈油品种上以看空为主，“我们赔了钱那可都是血淋淋的。”

他进入这一行五年，头发掉了一多半。棕榈油行情暴涨暴跌时压力最大，晚上躺在床上，做梦都是期货的盘子在眼前晃，计算自己手中抓了多少单子，蹦一个点赔或赚多少钱。

作为业内“硕果仅存”的民营企业，杨学犟在夹缝中打通了产业链，“我们创业17年，可以说就做了这一件事。”

三、逼出来的“全产业链”

很少有人以“犟”字为名，杨学犟自述，因为父辈都不够“犟”，担心他长大后做事没有主心骨，才给他取了这个名字，希望能学着“犟”一点，“其实我一点都不‘犟’。”

不过，他的大哥，在印尼负责开拓种植园业务的杨学彪可不这么认为。“他从小就有主意，认准的事谁也挡不住。”

如果没有股犟劲儿，还真难在这个产业坚持下去。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杨学犟从天津市粮油系统辞职下海，承包了一个小粮店，当时粮油依然是价格双轨制，有平价议价之分，杨利用价差从事贸易。在1994年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面粉商。

1996年6月粮食价格放开，杨学犟要寻找新的起点，做过大豆、蔬菜、小麦、玉米等生意，还曾把东北大米贩卖到天津。他有重信守诺的口碑，赊货之后，总是及时回款，从不耍弄小手段，钱没赚多少，却交了不少朋友，至今“一过山海关吃饭都不用花钱。”

1997年前后，他偶然从朋友处看到一本杂志，上面刊载的一篇文章写到，中国很多行业都在亏损，棕榈油效益却很好。恰好杨学彪去南方考察饲料市场，也发现棕榈油交易非常活跃。当时棕榈油主要是供应刚刚兴起的方便面行业，用它炸过的面不会出现焦糊、有异味。杨学犟决心进入这一新品种，成立了聚龙贸易公司。

最初，聚龙还是在港口从其他大贸易商手中买油，后来杨学犟通过马来西亚的朋友直接从国外进口。这段时间恰好价格处于上行周期，平平稳稳赚了几年钱。

中国棕榈油进口以2001年为分水岭，2002年中国实行植物油进口关税配额管理制度，棕榈油配额内关税由原来的10%降为9%，同时配额数量逐年增加。杨学彪记得，这一消息像“一记闷棍迎面打来”，因为这标志着外资粮油商直接进入中国的渠道会越来越宽。他建议转投房地产，杨学犟却不同意改行，而是往深处做。

他的逻辑并不复杂，小时候记得姥姥炒菜，用指甲盖大的小勺装油，后来看到母亲做饭，用调羹倒油，如今媳妇做饭时，就直接拿起瓶子来倒。“不用什么统计数据，从厨房的变化就能够看出这永远都不会成为夕阳产业。”

2002年杨学犟准备兴建工厂，也就是龙威粮油一厂区。就在此时，棕榈油价格经历了一轮大起大落，1998年曾高达615美元/吨，而2001年则下降到261美元/吨，降幅接近58%，2002年又探底反弹，突破450美元/吨。这番洗牌倒下了一批民营企业。聚龙因为投资工厂，没有余力扩大贸易，反而躲过一劫。

2004年工厂正式开工，就在这一年发生了“大豆危机”，中国油脂压榨企业溃不成军，杨学犟判断豆油的竞争更为惨烈，对手太强大了，又都是世界级的。自己在这一领域不会进入国内前三甲，做棕榈油却可能成为冠军，更容易获得金融支持，由此将注意力聚焦到棕榈油。

这一时期，受中盛粮油(天津)公司垮台的震荡，聚龙内部再次讨论是否要转行。

杨学犟的“犟劲”上来了，他决定进一步延长产业链，将之视为“以风险缓解压力”。“哪一行不是险中求胜?冒险之前，要判断决策是缓解了压力还是增加了压力。如果冒险令压力越来越大，就要小心了。我们的情况是，产业链越长，压力越小。”

2007年年中，聚龙推出国内第一款小包装食用棕榈油“假日”，由此进入食用油最终端。它在天津港没有自己的码头，卸货时遇到与其它公司的船只冲突，容易延期。为弥补这一缺陷，它与江苏省靖江市签署产业合作协议，获得了1700亩土地，建成吞吐量达13.5万吨的粮食物流码头，还准备建设年产精炼油脂60万吨、分提棕榈油100万吨、储存油脂21万吨的特大型油脂加工基地，辐射华东市场。

它的触角不可避免会探到了金融领域。接受中盛的教训，聚龙不惜重金组建了民营企业中最庞大的期货团队，整个办公大厦的17层都属于期货研究院，24小时监控行业形势，甚至在马来西亚也设立了一个期货经纪公司。

聚龙下游有大批中小贸易商，融资能力弱，而每年市场价格向上的机会可能只有两三次，这时对方资金需求尤其旺盛。为了给下游提供信贷支持，聚龙还成立了小额贷款公司，这也是集团为谋求设立商业银行安排的一粒棋子。该公司注册资本不过5000万人民币，但其中有国家外管局的股份，是天津市14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中唯一的“混血儿”。

最艰难的抉择是在海外开垦种植园，如果不掌握源头，再完整的布局也留有阿喀琉斯之踵。连中兴通讯也看中这一市场，曾高调宣布与金光集团准备在印尼、马来西亚以及刚果(金)投资种植棕榈树，至今尚未建成一片种植园。2005年起杨学犟带领团队四处考察，终于在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岛建立了两万公顷的种植园(详见附文)。

在杨学犟眼中，益海、嘉里是“相当绅士的伙伴”，当然，“如果你斗不过市场，人家也不会伸手救你。”有一次他在新加坡见到益海集团老板郭孔丰，郭问他为什么在天津却不做大豆，杨学犟称“不熟悉”，郭孔丰的眼神中流露出不屑，他告诉杨，我要在你这个年龄一定要去海外弄50万公顷地种大豆。“他不会和你瞎忽悠，是和你讲内心的真东西。”杨学犟认为郭孔丰是格局很大的人。

对于国有企业，杨怀有矛盾的心态，既“特别希望”能像蒙牛一样与国企进行股权合作，又不愿放弃控股权，同时也担心国企文化不能适应这个往往需要瞬息间决策的行业。

“在这个行业做得越久，你就越会觉得人的力量很渺小，我们不能左右的东西太多了。”杨学犟在一张期货图上随手做了个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