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量化守望者的中国声音

手记

位于北京市金融街中心区东侧的太平桥大街18号的丰融国际大厦，气派庄重，处处彰显着现代国际金融的气息。近日，在大厦12楼，我见到了本次专访的主人翁—摩根士丹利固定收益部中国量化组执行董事孙健。

国际投行确实处处都带着国际范儿，如同迷宫，除了带有通行证的工作人员外，其他人不准随意入内，透露着种种的神秘。

经过一番等待后，身着白色整洁干净的衬衫、神采洋溢、笑容可掬的孙健朝我们迎面走来，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带领我们在办公区域进行了参观，并一一做了介绍。

由于兼管纽约和中国量化部门，孙健自己需要固定每月三周在纽约，一周在国内的工作划分。提到两国跑，“倒时差”无疑会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但对孙健来讲，这似乎已成了习以为常的事儿，很自然，也很随意。

笑容里的从容与淡定，眼神中的坚定和自信，让我不禁好奇眼前这个中年华人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随后在会议室中，孙健向我们讲述了他在华尔街驰骋数年的传奇经历。

美国的华尔街是全球金融精英众望所归之处，也是众多华人寻梦的舞台。而能够迈进类似摩根士丹利这种数一数二的国际投行，更是成为了众多海外游子理想的终极目标。2000年，在一波涌入华尔街市场的热潮中，孙健幸运地成了其中的一员。投身于金融市场的“血性搏杀”之中，先是在资本市场，后来到对冲基金，再到摩根士丹利的固定收益部，一次次地实现了他人生中“质”的飞跃。

尽管孙健现在已经加入到了美国国籍，但这位在华尔街有着中国血统的“美国人”仍时刻挂念着“祖国”的发展。言语之间，我感受到了不惑之年的他对于理想的坚定以及那份难以割舍的“乡愁”。 孙健说：“美国给人一片自由的蓝天，中国给人一个坚实的大地。”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也让他看到了空前的机遇和实现中国梦的希望……

“国外的量化已经做得很成熟，中国的量化正在走一个上坡路，我希望能将自己的专长带到中国，使量化的概念也能够在国内深入人心。”孙健感慨道，无论在中国也好在国外也罢，中国人都有着很深的量化背景，相信将来走向各自的工作岗位都能把自己的最佳状态发挥出来。

如同他所期待的：中国的量化是需要中国人自己耕耘收获的，责任在于每一位中国的学子，无论是选择出国或者是不出国。中国人的“种子”就是好的，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或是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1他眼中的自己—敢于做自己想做的事儿

专注于量化研究的孙健与金融的结缘源于自己所学的专业，理工科出身的背景也为他成功踏上华尔街指明了前进的方向。1989年，孙健以奥林匹克数学竞赛获得的优异成绩被保送到了北京大学的数学专业。1994年大学毕业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选择了出国留学深造，在国外学习纯粹数学中的微分几何。2000年他获得了芝加哥大学数学博士学位。

提到芝加哥大学，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著名的芝加哥学派和那些众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其中，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院在全世界的大学中排名第一。尽管孙健身在数学系，但也能时常感受到经济学院浓厚的量化研究氛围。也正是这个时候，孙健萌发了一项当时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毕业后选择突破数学领域之外的工作。

据他回忆，在芝加哥大学念数学的时候，包括更早一批海外念理工科的留学生都会面临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念完专业后大多会从事跟专业相关方向的工作，很少会有人选择超出这种领域之外的工作。然而，就在孙健快毕业的时候，美国的这一情况稍稍有了变化，一些人包括他自己在内意识到了所学的知识其实可以在华尔街派上用场，于是在即将毕业时，这个年轻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闯荡华尔街。

在从芝加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两个月前，孙健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读了John Hull的那本《Future、Options and Other Derivatives》（《期货、期权和其他衍生品》），之后便开始在金融行业中找工作。

不过，要在华尔街找到一份工作并不容易，孙健曾在三家公司面试过，可是要么直接被拒，要么让他先等待，然后又开始不停地面试别人。正当孙健感到一丝失落的时候，一个猎头打电话说纽约一家前景很不错的公司想尽快见他，但对方不愿意为他支付路费。对于当时还只是个学生的孙健来说，要么自己买票，要么就得放弃。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孙健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继续前行。

令他记忆犹新的是，火车差不多走了24个小时，才到达纽约，那天下午一点钟，在紧靠着华尔街的大通曼哈顿大楼的第四十四层，一个跟他年纪相仿的年轻人把他带进了办公室，接着开始了一个下午的面试。从经典的Black—Scholes方程到期权应用，再到交易策略和风险控制，孙健一一做出了完美回答，获得了该公司领导的赏识，最终聘用了他，由此开始了他在华尔街的征途。

2001年，他在上班的路上亲眼看着世贸中心的星子座倒塌了下来；2005年，他惊奇地发现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一天一个价格；2008年，他也体会到了雷曼兄弟公司垮台后心惊肉跳的恐怖；2010年，应华尔街顶级量化专家Perer Carrr的邀请，他加入到了摩根士丹利公司，并于2013年回到中国组建了摩根士丹利在中国的第一支量化团队。

实际上，这些年来，孙健在量化行业的许多领域都工作过，包括股票衍生品、固定收益类衍生品、信贷衍生品等。正是因为有着较为丰富的工作经历，他一直都觉得很有必要写一本关于他工作所需专业知识的书，来作为船桨，引领来者。于是，2005年，孙健在工作的业余时间开始动笔，最终于2007年完成并出版了《金融衍生品定价模型》一书，这本书也成为这个领域在国内最受欢迎的教材。随后在2011年他又出版了《信用衍生品理论与务实》， 对信用衍生品给予了全面论述。同时，他还在北大连续开设了固定收益这门课程，用业界的眼光结合学术的严格体系来系统地讲述固定收益及其相关的衍生品知识。此外，他还兼任了复旦大学数学金融系的硕士生导师。

“如果还有时间，我准备把在北大上课的手稿整理成《利率衍生品》出版，这样对衍生品的三个领域就都能覆盖到了。”孙健感慨地说。

进入对冲基金、转战国际投行、出版书籍、大学授课，14年间，在信念和勇敢地支撑下，孙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不是用大脑在工作， 而是用心在工作。”简朴的言语中透露着孙健丰富的内心世界，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他拥有着一颗炽热勇敢的心。

2他眼中的摩根士丹利—好品牌、好平台

提起摩根士丹利（财经界俗称“大摩”），财经界人士的第一反应—用“高大上”一词来形容“大摩”并不为过。它成立于纽约，是一家全球领先高端的国际性金融服务公司。

“摩根士丹利是个很好的品牌， 也是个很好的平台。”孙健告诉期货日报记者，公司注重平等，鼓励创新意识和主人翁精神，对于非法的操作严格限制， 同时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这就相当于给了员工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可以尽情放飞梦想，施展才华。

孙健所在的部门是固定收益部，从名义上来看，固定收益部的收益应该是固定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一般来讲，国外的固定收益部门包含的范围很广，通常包括了债券，信用，汇率、商品、结构化等现金产品和相关的衍生品。这些众多产品的价格波动很大，交易和产品定价都需要专门的量化人员来进行支持，所以对于量化人员的素质要求也很高。

对于这一点，孙健有着很深的体会。在这样一个大型投行中，如何做到既要保证运行整个系统（前台、后台及软件）的整体统一， 又要保证足够灵活，能够迅速捕捉到市场的机会，本身就是一件既矛盾，但又必须解决的事情。而这样一个过程，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对人员自身来讲，会得到一个全面的提升。

说到摩根士丹利的大宗商品，其实近几年来，大型投行来来回回地进出使得市场人士对它产生了好奇。孙健坦言，在这个市场也好，不在这个市场也好，这里面有很多都是投行正常的举措。在他看来，投行就像是一个大工厂，厂房就是办公楼，机器就是一个一个的人，投行绝大部分的开支也都是花在人的身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这方面的人才就做这方面的生意，没这方面的人才就无法做这方面的生意。

对于2008年摩根士丹利在大宗商品市场的撤离，孙健解释说，这是因为当时美国颁布了《多德—弗兰克法案》，使得一些公司要离开这些自营业务，摩根士丹利也依据法律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但“服务客户”是摩根士丹利一直以来的宗旨，所有为客户服务的业务，摩根士丹利都会继续做下去。

2014年摩根士丹利杀出回马枪，这并不是表明公司的CEO决定要回归铁矿石等大宗商品市场，而是因为他们具备了这个优势和条件，有了这方面的专家，才来做这方面的生意。

3他眼中的量化交易—交易不仅仅等于赚钱

从事了多年的量化研究工作，对孙健来讲，量化似乎成了他工作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之所以在中国国内成立量化团队，也是希望能在国内发挥自己的光与热，使量化可以在国内开花结果。

在中国，一直以来都有个误区，那就是大家一提到量化，很多人都会想到，利用量化来交易赚钱。孙健认为，不应该这样狭隘地看待量化一词，我们需要把量化作为一种科学方法在金融领域去理解和实践。它代表的不仅是高频交易，统计套利，如何赚钱，它还代表了金融里面各个方面的东西，包含如何控制风险，如何计算银行资本保证金，如何给衍生品更好地定价、复制和对冲，如何建立模型来给公司评级等，所以量化是一个很广阔的概念。

令期货日报记者感到好奇的是，国外的量化人员在投行究竟是如何工作和分工的呢？坦率地说，国外不会把所有的量化人建成一个固定的组，而往往是将其进行细细划分，每一个交易的部门都有它相应的量化人员来做支持。孙健介绍道，比如，债券就有债券的量化组，信用衍生品就有信用衍生品的量化组。一般来讲，每3、4个交易员就需要1个量化人员来支持他。如果说公司有100个交易员，那理论上应该要有20个到30个量化人员来支持他，所以这对量化人员的要求非常高。

据孙健介绍，在国外一个量化小组里面也各有分工，比如，有人专门负责交易策略，有人专门负责策略的执行，有人专门负责策略的落实。另外，即便是交易的策略也还需要更细致分工，比如，研究策略的基本方法需要专门的人员，研究策略的执行和下单也需要专门的人员，研究不同的市场和产品也需要分工。

可以说，在国外的投行中，量化人员和交易人员是肩并肩在工作，而且现在还有一种趋势，传统交易人员的重要性越来越小。“随着计算机的发展，随着算法交易、高频交易的兴盛，大有这种量化人员来替代这种传统交易员的趋势。”孙健称。

4与中国量化共行—量化这颗种子将茁壮成长

中国的量化是近几年才逐渐开始流行起来，尤其是近一年里，市场的“羊群效应”特别厉害，大的小的公司都想向这方面发展，量化投资无疑成为了一个“香饽饽”。

面对中国市场这种火热的态势，孙健认为，这其实是一个市场发展的必然。量化的发展能够让中国的资本市场回归理性，丰富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技能，提高机构发行和交易各种产品的能力，从根本上还能改变一些机构的盈利模型，必然会受到市场的青睐。

实际上，在当前中国的量化市场中，中信、中金、一部分基金公司等都有量化部门，但也有一些券商和基金公司没有开设这个部门。

“显然大的公司有这样的优势，因为这个部门设立的初期，它是只有产出没有收益，所以建立这个部门需要有两到三年的规划。对于一些小资金或者是想要急功近利的公司而言，成立量化部门是行不通的。”孙健说。

尽管当前中国的量化投资发展迅猛，正在稳步进入上坡路，但其发展的道路上仍旧存在许多荆棘和坎坷。人才结构尚不合理，市场产品有限，数据不够，交易信息不够透明，公司里面领导层面的重视不到位，种种因素成为中国量化发展中的一道道“围墙”。

在孙健看来，量化这个东西它就像一门科学，是向前发展的，不是已经停止在这里不动的。对于中国量化市场的发展，孙健提出需要有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来自于学校，学校需要有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术人员；另一方面源自于业界的实践，特别是业界有一些量化能力的人，结合量化的理论，丰富发展量化实践的内在动力。

说起当前中国量化市场人才结构的不合理，孙健颇有感受：建立一个良好的团队，需要花很多心血，这其中不仅包括亲自指导、进行团队建设，还要培训专业和市场知识。不是说通过收简历，招人过来就大功告成了，关键是这些人来了之后，需要给他们做有效的培训。显然如何去培养人才，使他们能够自觉地利用从学校里所学到的量化知识，去积累解决金融中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门槛。人才培养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是极为关键的一个环节。

让孙健感到欣慰的是，目前中国量化整体的教育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国外，MFE（数学金融工程）是在2000年后慢慢兴起的，这个专业旨在专门培养量化人员。当前，在中国国内好多知名高校也都设有这个专业，渐渐刮起了“热风”。可以预见，至少在专业方面，中国人的底子够硬实。

另外，对于那些准备搞量化交易的公司领导层，孙健建议，在利用这些人才时把眼光和思路放得更广一些，不是说利用这些人才去做交易赚钱，有收入就一定要有产出，这种急功近利未必能够产生比较好的效果。所以，上层领导在如何看待量化的思想上要有一定的准备，不仅要投入，关键是要怎么正确引导。

对一门科学来讲，从定性走向定量，这是它的一个成熟标准，金融也是一样。在孙健看来，量化其实就是一种科学方法。他相信，在中国这个肥沃的土壤中，量化这颗种子，随着它从定性走向定量，未来一定可以在中国国内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最终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