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是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个词，对这个词有不同的解读，但是要把新常态讲清楚就需要把最近几年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一些重要变化讲清楚。

一、如何看待

当前经济形势

我们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2008年遇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四万亿的刺激计划后，经济开始回升，到了2010年第一季度达到了一个高点，从这个高点开始以后就逐步地下降，最近公布的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是7.3%，是最近几年来最低的。对于经济形势，媒体的看法差距比较大，相当多的人不太乐观，原因是增长速度已经低到这个程度了，这主要是从速度的角度来看。但是我们的眼光要放得远一点，要站在高处看看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从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中国面临的结构调整、经济发展转型等角度来观察，这样结论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差别。

首先回顾一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四年前做的一项研究。当时我们观察了二战以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先后有几十个国家进入了工业化的阶段，但是大部分都是在中等收入阶段就很难继续发展，落入了不同类型的中等收入陷阱，比如拉美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只有十三个经济体进入了高收入社会。但是这十三个经济体也表现出了一个规律，就是他们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当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这里的国际元使用的是麦迪森的数据），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回落幅度大概是40%-50%，有些甚至达到一半以上。当时我们注意到这个现象以后就考虑到了中国的问题，由于我们国家地域广阔、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研究把31个省市自治区分成了6组进行分析，同时还分析了人均重要工业产品的拥有量，最后的结论让我们感到吃惊，因为增长速度回落的时间段落到了2013年到2015年或者2017年，也就是说2015年中国有很大的可能性出现增长速度的回落，将由过去的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入一个中速增长。四年前这个判断出来的时候我们发表过相关的著作和文章，但是客观来说，当时90%以上的人是不相信的，大众直观的感觉是中国经济已经增长三十多年了，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依然表现如此优秀，速度怎么会下来呢？

下面再来看看经济增长情况，前面提到过2010年以后的经济发展呈缓慢下行趋势。我们最近两年也做过相关研究，用国际元指标核算，中国人均收入到2014年底已经非常接近11000国际元。另外，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如广东、浙江、上海、山东、江苏和北京等地，人均收入水平在两三年前已经达到了11000国际元。实际上，上海的经济增速两三年前已经开始回落，广东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认为，尽管11000国际元的回落是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并不是一个规律，但背后可能仍存在规律性因素。沿海地区的回落也说明这个规律在中国是存在的。

最近两年增长阶段的转换已经不是一个逻辑推论，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而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从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劳动力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已经开始减少，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减缓。多数人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了，结果就是非农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与技术前沿的距离缩短，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上升，这一系列变化在中国已经发生。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的钢铁、建材、化工等主要工业产品的历史需求峰值在最近两三年已经相继出现，很多大宗商品期货交易的历史峰值已经出现。

从理论上可以解释这样一个回落。增长速度的变化非常引人关注，但并不是最首要的，最重要的是速度变化后的结构变化。中国经济过去很长时间被认为结构有问题，投资为主、工业为主，更多依靠外需要素投入而不是要素生产力的提升。但是在过去的两三年和接下来两三年时间内，这类结构性问题将会发生历史性的重要变化。消费比重在前年已经超过了投资，去年虽然有所反复，今年上半年又恢复了消费超过投资的态势。第三产业的比重去年已经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上半年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的比重幅度已经相当大了。

中国出口在过去二十年间通常保持20%以上的增长，今年上半年这个数字已经是负增长。我们认为中国今后几年的出口增长在5%-10%之间，很难再恢复到过去20%以上，主要原因并不是国际需求的变化。中国对外需的依赖程度正在降低，出口增速下降最主要的原因是出口竞争力在相对变弱。因为劳动力、土地和环境成本持续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所以今后出口增速达到10%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出口已经发生了这样的重要变化，结构正在进行转折性的调整，这是过去很多年没有过的。

另外，转型期的经济质量保持稳定，某些方面有所提高。近几年的就业保持稳定，今年9月份的就业已经超过1000万，能够超额完成政府预定指标。大学生的就业难度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但是情况也相当复杂。现在大学生就业难点在于，相当一部分独生子女工作不好就不干，和过去是不一样的。其实农民工现在是短缺的，让大学生屈就去干农民工的活大学生还不愿意干，虽然农民工的工资可能比大学生还要高。2005年GDP的1个百分比吸收就业80万人，2013-2014年是140到170万人，扩大了1倍多，GDP增长7%相当于2005年的时候增长14%吸纳的就业人口。

企业盈利水平是比较稳定的，还有所提高。过去经济学家提出要放缓速度、提高效益、增强可持续性，我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那时候的中国企业盈利模式是速度效益型的盈利模式，在高速发展下获得高盈利，速度放缓盈利状况马上变差。经济学理论认为，在生产能力既定的情况下，增长速度高意味着更大的市场需求规模和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单位固定成本是可以摊薄的，单位产品的盈利水平可以提高。我们曾经测算过，在高速增长的盈利模式之下，GDP增速下降到7%以下的时候有40%甚至更多的企业会亏损。美国企业增长速度一般在2%到3%之间，日本企业是0%-1%的增长速度，大部分是能够稳定盈利的，可见中国企业盈利模式存在很大的问题。我们曾经担心速度如果降得过快，企业盈利状况会变得很差。最近两三年我们看到企业盈利水平虽然有所降低，但并不会降低想象中的那么多。特别是最近两年情况还是不错的，今年GDP增长速度虽然是最近一些年来最低的，但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1-8月份达到10%以上。这说明企业盈利模式正在调整，正在逐步适应经济中速增长。

财政收入保持了一定的增幅，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8月份增长8%以上，1-9月份增长接近9%。从全局来看，中国抵御财政风险的财力和经济实力还是比较强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总体上还是稳定的增长。

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很大的挑战。过去总认为环境问题离得比较远，现在却离得如此之近，需要兼顾发展与可持续性。今年我国单位产品能源消耗下降幅度已经完成既定目标，增长较快。总的来说，经济转型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绝对不要回避，某些问题还是相当尖锐的。但是至少目前还没有出现不可收拾的问题，基本上守住了底线，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怎么来看目前这样的状况？由上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首先这是一个正常现象，体现了经济增长规律。因为从国际上看，到达11000国际元这个临界点之后增长速度往下回落的国家，都成功地避开收入陷阱。未能避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是4000-6000国际元、前苏东国家是5000-7000国际元，后来都逐步降低，而中国已经到了11000国际元。前段时间存在中国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我认为这个问题要视情况具体分析，拉美式的陷阱我们不太可能落入，因为其对应的收入水平临界点我们已经跨过，中国未来可能会落入高收入社会陷阱，就像日本发展逝去的二十年经验教训，所以我们在这个点上增长速度的回落是成功地利用了人类社会在工业化阶段提供的高增长潜力。从国际范围看，如果未来年度保持6%-7%的增长速度仍是相当高的，所谓中速是相对国内本身前几年的速度有所降低，叫做中速，但从国际上来讲我们仍算高速，所以称其为中高速。现在我们虽然增长速度降低，但是基数增大，与2000年相比，当时GDP总量是10万亿，增长1个百分点是1000亿元人民币，而当前我们已经达到五六十万亿，1个百分点对应的新增量是5000-6000亿元人民币。所以增长速度虽然从过去的10%下降至7%，但是每年的新增量大幅增加，说明中国面临的需求空间，包括每个企业面临的需求空间是在持续扩张，所以中国的增长仍大有潜力。

二、争取平稳较快

转入增长“新常态”

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中国政府确定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两个翻番的目标”可以实现。最近两年我们的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应该说取得了较大进展，很多变化是历史性、转折性的。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中国最近两年最重要的仍是控制金融风险，静观国际上这些成功的国家，无论是老牌还是未来追赶型的经济体，他们在高速增长若干年后都出现了不同类型的金融危机。美国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在此之前美国经历了十年的黄金增长期，所以在中国三十多年高速增长之后未来几年只要不发生大的金融危机，中国在国际上就又创造了一个新的奇迹。而从金融角度要把防范风险放在第一位，采取以守为攻的策略，看起来貌似被动一点，其实其它指标较差反映的问题并不大，只要不出现大危机，就仍是成功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结构转型、经济增长质量的稳定性仍是相当不错，所以我们要对中国经济转型和下一步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

今年第三季度经济数据公布之后，大家对今年和明年的经济增长有各种猜测，普遍预期第四季度会稍微上升0.1个百分点，全年预计可以达到7.4%左右。我个人对此不感兴趣，因为0.1个百分点的波动不能充分反映问题。关键是如何清楚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和背景。最近两三年有一个特点，年初一般经济缓慢走弱，年中政府一般会出台一些维稳增长措施，经济就开始上升，这时媒体容易过于乐观，增长速度又重回高增长轨道，中国经济将会增长8%，后年甚至是9%。其实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的过程并未完成，中高速增长的谷底仍未探明，在此之前，经济下行的压力始终存在。前两年短期的回升只是一个预期改善，有些是因为存货调整，这个和期货市场是有联系的，由此带来一个短期的回升，约是两三个月，然后未来可能还会下行。到目前为止这个谷底在什么地方，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在何处，这个探寻过程仍然没有完成。中国经济某年增长速度较高多是投资的速度和占比很高，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律。而高投资主要分布在三大领域：一是基础设施建设，过去五年占比是20%-25%，二是房地产，占比25%左右，三是制造业，占比30%以上，总计达到中国投资的80%-85%，剩下15%左右是农业和其它服务业。其中制造业投资是由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以及出口三项来决定的，所以高投资要调整到位就要看以上三项能否调整到位，用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三个“靴子”要相继落地。当下基础设施已经落地，占总投资的峰值期在2000年左右已经达到，未来实际上是一个缓慢回落的过程，这几年如果这条曲线不停地上调，政府就需要稳增长，最适合、可行的就是基础设施投资，但是上升之后很快就可能下降，虽不稳定，但基本已经到位。

出口基本到位，现在就是房地产，已经出现了一个转折，房价走势已经由过去的升转降，所以从逻辑上来讲房地产如果调整到位，基本上中国高投资就基本探底，高增长的底也就探着了。房地产是一个历史性拐点，因为现在这个问题的讨论比较多，有些人说房地产调整是周期性的，再坚持一段时间，明年房价仍要上升。当然，房价问题很复杂，有着很强的区域性特点，陆家嘴的房价是不是一定会下降？我觉得下降的空间不大，但对于中国很多二三线甚至四线小城镇，有些房子确实盖得过多，有好几年都可能卖不出去，不知道谁买，也没有多少人来，所以过去的预期是有问题的，地域性问题比较突出。但是从全国来讲，我们曾经测算过一个数据，中国构成房地产的投资70%以上的是住宅投资，住宅投资的峰值期是1200-1300万套住房，这个数据今年年底已经达到，而这个点以后房地产增长状况就会持平，然后就会回落。现在我们就是要观察房地产回落的时间长度，这个方面有较大不确定性，就像房地产的回落是一个比较缓慢还是一个反复的过程。这个时间也不确定，但是我估计在两三年时间里面是可以完成的，中国中高速增长也就探底完成。

探底以后中国的增长速度能达到多少呢？根据最近我们做的一些测算，中国的投资预期会达到11%左右，消费和现在差不多，稍微略低一点，GDP的增长速度可能是在6%-6.5%之间，6.5%是相对比较高的数据。这个均衡点估计是在今后两三年会达到的，达到以后我们希望能够稳定平衡保持若干年，例如保持五年的时间，2020年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我们把中高速增长的底找到，然后让它稳定一段时间，具有可持续性，这种状态就是我们所谓的“新常态”。

适应“新常态”可能需要三期叠加，我觉得目前状态也是新的，但稳定还在变动的过程中，应该几年以后就基本稳定的状态。新常态的两个因素一个是要新，另一个是不能波动较大，需要稳定一段时间，“新常态”应该是中高速增长的底达到之后稳定下来的状态。再者“新常态”的速度还是次要问题，关键是速度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而最关键的是结构变化，我们将会变成一个消费服务业、内需起到更大作用的经济结构。增长的动力将更多地依靠生产率的提升和创新的驱动，发展的目标在过去比较重视GDP，速度增长多少，未来速度就不会成为一个重点，更多的是要关注增长的质量。我们要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作为一个中心，将这个理念牢固地确立下来。这个事提了很久，现在该做了，要真正以提高增长质量为中心。速度到底多少是由质量决定，能够保证增长质量的速度才是好的、合适的。当然，体制也要转型，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过去是数量驱动型增长，未来要逐步变成创新引领型的增长。

三、新常态下中国企业

将面临的两个重要挑战

我们将会逐步完成转型，中高速增长的触底期可能在三年的时间内发生，金融风险的集中释放期、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转换的关键期，这是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因此，质量决定速度、速度保障质量，要以质量指标倒推增长速度，以速度论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要切实转变到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为中心，也就是以质取胜成为新常态下的一个基本的发展战略。这个话也许很平常，但是在新常态下有特殊的含义。

最近两三年我们提出一个关于增长质量的目标，就是“六可目标”：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这里最强调的是企业可盈利，可能这个看法和有些人的不一样。很多人经常强调就业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就业确实很重要，但是企业为什么要雇人？如果企业亏损、过不下去了，怎么会雇人呢？所以，企业可盈利是最重要的，企业可盈利才会扩大就业，财政才能增收。政府本身不会创造财富，政府的钱是企业交上来的，是企业创造的财富。风险要可控制，没有盈利的话能控制得住吗？民生可改善，老百姓工资要增加，企业就得盈利。资源环境可持续也是这样。企业盈利模式的转换，就是从过去10%左右的高增长，转向将来多数企业可能是6%-7%，甚至是5%-6%的增长速度，同时多数企业都是盈利的。这个盈利模式的转换是一个很大的文章，包括企业领域里大规模的重新洗牌、兼并重组。我们要务实一点，中国经济转型可以讲很多大道理，但核心是企业盈利模式的转型。这个转过来后其它都跟着转了，其它的都好办，尽管不同的行业面临的情况不一样。

另外就是要形成长期稳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中国的高速增长期过后，数量扩张不像过去那么快，以前企业无论好的还是坏的都有机会，都有碗饭吃。然而现在市场空间没那么大了，他吃了就没你的份，这样就会有一批企业出局，会被别人兼并。因此，兼并重组行业洗牌将会出现一轮高峰期。

参与竞争的格局从国际角度看，即便是竞争力强的国家也不可能在所有行业中都有竞争力，不要企图在所有行业中都是世界冠军，下一步以质取胜的战略要推行的话，我们一定要在某些行业中具备长期稳定的国际竞争力。这些行业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值得思考，这将是一个竞争的过程。过去我们犯的错误是优势行业是政府规定的，但最后发现这对政府信用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一般说对的不多，说错的很多，所以最好是不说，最好是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谁能胜出就让谁出来。中国服务业的比重将增大，但中国未来的竞争力在制造业。制造业一定要转型升级。同时服务业的发展很大一块是属于生产型服务业，即是要为制造业服务的，特别是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这也是陆家嘴金融业的主要任务。将来中国到底哪些行业能够留下来？很多人会想到一些新兴行业和新兴产业，我想这是没问题的，将来中国一定会有一些新兴行业发展起来，但多数留存的还是所谓的传统产业。比如法国的红酒、意大利的瓷砖和服装，到现在仍然具有竞争力。中国现在很多传统的产品还是有竞争力的，有没有竞争力不取决于产业和产品的新和旧，而是看是不是真正具有独特的、不可复制的能力。

新产业与旧产业是密不可分的，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正在开辟一个全新的领域。最近观察到一些现象，一些地区的农产品和特产通过淘宝网站和物流配送销往上海和东京，当地农民可以安心生产，经济条件大大改善。网络经济现在只是刚刚起步，下一步将影响整个产业链，未来的物联网和新的交易机制会大大提高交易效率，其中还包括金融交易。互联网金融刚刚开始，确实存在很多问题，需要相关部门的大力监管，但是首先要看到它的独特优势，得放开让它发展，把它的优势发挥出来，对于这些新生事物我们需要保持足够的敏感、兴趣和宽容。中国在这个领域是很有后发优势的，因为中国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完善的基础设施、优秀的研发能力和较为完善的产业链，中国在这个方面是可以走在前面的。一个创新的时代机会很多，需要我们把握。

（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