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的两个月来，王瑞军一直没闲着，除了经营他的公司以及由他创立的中国量化投资学会（以下简称“学会”）之外，差不多每周他还会到北京东城区石雀胡同里的一家名为“融洽”的茶馆，跟金融圈的精英们交流心得，并谈一谈他眼中的量化投资。

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商品期货市场最早的参与者，中国郑州商品交易所最早的“红马甲”（指证券交易所内的证券交易员，因穿红色背心而得名）之一，王瑞军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创新性地运用交易平衡点系统和波动交易系统来交易，是最早把物理学的动量、冲量理论运用到实践中的交易员。

国内量化投资不及国外

深谙国内外金融市场状况，让王瑞军更加清晰国外市场在量化交易上所具有的优势，对他们的“赚钱策略”，他也有所了解：“有主动管理基金, 这些都用自己研发的策略，这些策略中有的是挑选公司（以巴菲特为代表），有的做价值和动量的策略，有的做统计套利，还有的做非常短线的高频交易 (以Quantlab和Citidal为代表)。很大一部分公司都做统计套利，用统计模型来做。还有一类做激进投资的, 就是先买或卖很多股票，然后去影响公司发展，从中获利（以William Ackman为代表）。”

王瑞军认为，当前总的趋势是算法交易类的公司（用计算机来完成全部自动化）的整个订单尺寸在缩小，数量在增加。“现在这些算法产生的交易量占整个交易量的70%以上。股市的交易量也在分散，以前集中在纽约证券交易所, 现在开始分散到各个股市和暗池交易里面。从整个业绩状况来看，那些做长线的收益比较好，因为他们顺应了市场, 做短线的整体利润率在变小，竞争日趋激烈。量化公司规模方面，小的有几千万，大的也有数十亿，而巴克莱的量化基金规模超过了1.6万亿美元，收益率高的能达到30%以上，比如西蒙斯的大奖章基金，2008年的收益率达到惊人的80%。”

再来看看国内的状况，显然并不乐观。但让王瑞军欣慰的是期货市场：“国内期货量化的发展相对是较快的，我回国后发现不是量化策略的基金产品基本已经发不出去了，这也归功于期货市场的高杠杆所带来的残酷性，大家都想寻找一种相对比较可靠的、稳定的盈利模式，量化由于在海量大数据处理和分析上的优势，统计上的高概率优势，执行上的一致性优势和低成本迅速复制扩大产品规模上的优势，被国内市场迅速推广开来。”王瑞军说，从他接触的情况来看，期货量化基金产品普遍收益率比较稳定并且较高，这也与期货市场在量化方面的先发优势有关。

但这些发展也仅限于期货，其他板块则有些黯淡：“有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以来，所有的公募量化基金的业绩都普遍不好，最大回撤有的竟然达到30%多，而盈利最高的年化收益率也只有20%左右，夏普比率（sharp ratio）最高才0.15左右。”王瑞军认为，这样的产品是很难吸引人的，主要是因为国内的政策环境、基础设施环境都比较差，量化基金采用的策略非常单一，基本上都是财务数据分析加上简单的动量反转策略，不能有效对冲风险，并且在执行上大多也不能完全自动化。“可以不客气地讲，国内大部分的量化基金都是伪量化基金。”

多方原因催生“伪量化”

关于“伪量化”这个话题，在王瑞军看来，这是由多个方面原因造成的，比如说数据问题——量化交易需要大量历史数据做统计分析，然后再建立实战模型，但是在现阶段，我们所必需的一些数据不完整或是不准确，都将影响量化交易的进行；同时，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还与国外存在很大差距，通道建设、软件建设都不完善。而阻碍量化交易在国内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最让王瑞军头疼的问题是，国内量化交易人才严重匮乏，现在这些做量化交易的人主要是从国外回来的一批，本土人才极少，再加上管理这些人才的老大们又很少有懂得量化交易的，这导致国内量化交易停滞不前。

由此，王瑞军决定创办中国量化投资学会，这是他极为认可的能有效推动量化交易在国内发展的方式。目前，该学会组织业内顶尖专家，主编了《量化投资与对冲基金丛书》，同时，各分会还不定期组织学术沙龙，并提供平台供业内人士进行项目合作，包括求职招聘、资金对接、产品合作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建立和培养着中国量化交易资源及人才。

然而，如果人人都懂得了量化交易，这不是在砸自己的饭碗吗？谁愿意给自己培养那么多竞争对手？

面对这个问题，王瑞军显得很淡然：“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转。” 这句话正好印证了最近十年他所做的：2004年，王瑞军和一位从美国华尔街回来的朋友一起开发量化交易工具，率先在国内运用双向夹板、交易机关枪等算法的交易工具进行大宗商品市场交易，2008年之后，又运用中低频模型进行交易，近两年则侧重高频交易模型的应用。

其实在王瑞军看来，一个存在竞争机制的市场，一个优胜劣汰的市场，才能培育出那些处于全球金字塔顶尖的公司（像美国的谷歌和苹果），反之，如果公司在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在公司内部由世袭取代人才的引进，掌权者不求创新只保无错，久而久之，就如同一潭死水，水不外流，也无流进，最后只能变成一潭臭水。因此，竞争机制的形成，以及良好的人才培养与选拔机制才能使公司基业长青。

除此以外，纵观欧美金融市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发展，主观主义交易正在逐渐被量化交易等适应市场发展的智能交易方式所取代，金融公司的发展趋势就是一个软件公司，跟不上这种趋势的银行和投行倒下也是不可避免的。按照王瑞军的话说便是：“冷兵器时代的大刀长矛如何敌得过现在的飞机大炮”。

建立规则是成本最小的方式

无规矩不成方圆，秦国的商鞅变法，让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法治思想”，无论王侯将相，皆以法为先。

法治也是量化交易取胜的根本，即让规律以规则的形式固化下来，让电脑按规则去执行，这其中就避免了一些人为主观意识所带来的风险。可以说是规则成就了量化交易，而量化交易成就了王瑞军。因此，对于规则，他有着更深的认识：“建立规则是一个社会成本最小的方式，规则也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一个企业能战胜别的企业脱颖而出，规则和顶层架构设计在其中起到核心的作用，对于做交易而言，一个坚守规则的操盘手肯定要优于一个自由散漫的主观交易者。”

然而每当国内频频在政治经济领域出现因为不守规则而“出局”的人的时候，总会给一些海归的人带来些许困惑——原来国内的人都这么玩儿。这应该让人倍感惋惜，不是为那些早该“出局”的人惋惜，而是为了当下规则的约束能力以及人们对于规则的自我约束能力不够而惋惜，或许这个问题不光是制定规则的人要面对的，也是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所要思考的。

当然，现在的王瑞军并不担心这些，因为刚刚结束的“十八大”上，习主席关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讲话给了他足够的信心：“至少现在，将先进的交易方式带进国内的交易市场不会那么蹩脚。”

“宽客”们的公益心

除了做自己的量化投资以及学会活动，当下最令王瑞军劳心的便是公益事业。“我们的学会将尽力做一些公益活动，比如为贫苦地区儿童支教，同时也会给偏远地区的学校捐赠净化水的设备，毕竟现在中国水资源的污染实在是太厉害了。通过这些公益活动，也想引起大家对于环境污染的重视，归根结底，教育是最大的问题。”对于这样的现状，王瑞军有些无奈，却也没有太多办法：“我们将尽力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如今的王瑞军坦言，他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写程序，他身边有一个由国内外顶尖人才组成的量化团队，这些人与他一样，共同特点就是低调务实，圈子内称其为“宽客”，他们大多学的是数学、物理以及统计学等专业，不善言谈和对外沟通，大多以做学问为宗旨，国外典型的人物有西蒙斯和伊曼纽尔·德曼等。对于这个群体，王瑞军还给出了这样的关键词：追求完美、允许残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坚守信仰、励志修行。

当然，以王瑞军为代表的“宽客”可不是网络里盛传的“宅男”，他们有着自己的事业以及在这个事业上别人所不能理解的坚韧与坚持，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哪怕遍体鳞伤，也要活得潇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