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新常态下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具备着强大的内在推动力，那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中产阶级的巨大的消费和财富需求，这有别于世界上其他的经济体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钱军 在报纸和杂志上撰文指，对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发表了独到见解。作为中国金融体系的最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的银行体系，一定会跟可能的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密切关系，而中国的国有大银行出问题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时隔六年，“唱衰中国”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再度来华，这次应我所执教的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的邀请发表此次中国大陆行唯一的一场公开演讲。正如近期很多中国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这次他的措辞显得非常婉转谨慎，并且反复强调自己对中国很多具体情况并不了解。

众所周知，克鲁格曼是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贸易理论家和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之一。我在美国学习和从事金融教学工作多年，深知他在美国所享有的影响和争议，他所发表的大量言论有针对美国以外的，也有很多非常尖刻针对美国学术界的，在金融领域被人熟知的就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他点名批评了芝加哥学派的“市场有效论”。而当年我在美国所教的一门国际金融课程里关于欧元区的重点内容，因为没有合适的教材关于最新的问题的解读，素材基本都源自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等媒体发表的专栏文章，所以我对他的很多观点一直都在关注。

与通过媒体报道或者专栏文章了解他的观点和见地大不相同，这一次我有幸与他面对面交流。克鲁格曼在学术界外的成名与他“成功预言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密不可分，但他在演讲前期交流中对此却非常明确地表示，他没有预测危机，只是比很多经济学家要更早地发现并提出亚洲经济增长模式会出问题，这个看法也比很多经济学家要离正确的方向更近一些。

在此次交流和演讲中，我对于他关于欧元区和美国经济以及美联储的判断基本赞同，但是对于中国经济是否会硬着陆的判断，可以说我完全不同意。我几次试图询问他认为中国可能爆发危机的方式和依据，但很遗憾，他并没有给我正面的答复，而是发表声明说自己不是中国专家，很多关于中国的问题以及评判（包括对中国公布的2014年GDP的准确性）也是听别的海外的“中国专家”说的。在我看来，许多像克鲁格曼这样具备自己的综合分析和判断能力的世界级经济学大师，真的不太了解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

克鲁格曼说中国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型不能持久，这一点我同意。事实上，我曾撰文多次提出，处在新常态下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具备着强大的内在推动力，那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中产阶级的巨大的消费和财富需求，这有别于世界上其他的经济体，如日本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更多是依赖于出口和外在资本。而今后20年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力之一，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

2011年，克鲁格曼曾在《中国经济会崩溃吗？》一文中指出，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因房价飞涨而大热的基础建设，政府监管之外的影子银行占新增贷款比例大幅增长。因此他得出结论，“由此引起的泡沫开始破灭，金融经济危机并非危言耸听。”可是至今他所预言的危机并没有发生，而在此次中国行的演讲中，他对此进行了解释说，“我并不是唱衰中国，中国的经济增长纪录真的不错，过去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也值得称赞，但我还是要指出中国经济需要以更多的消费拉动为主，这个转型还需要加大力度。展望未来，二十年后我是看好的，五年里我还是比较担心的。” 可以看出，他依旧认为中国经济会在未来五年内发生硬着陆；对此，他引用他当年的老师、研究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鼻祖之一的Rudiger Dornbusch的话说，“危机可能爆发的时间可能比你想象的要慢，但一旦发生传播的速度和负面作用很可能比你想象的来的快"。

于是我追问，中国经济如果发生硬着陆会以哪种形式从金融体系中爆发出来？ 他没有做正面回答。我进一步和他探讨，作为中国金融体系的最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的银行体系，一定会跟可能的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密切关系，而我认为中国的国有大银行出问题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克鲁格曼回答，即使中国的大银行不出问题，影子银行会出问题。为了激起他正面回答的兴趣，我根据自己的研究做了解释，中国现有影子银行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跟银行的表外资产相关的；因为表外监管相对松一些，收益会更高一些，这部分包括了通过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和通过银行存款渠道发行的信托产品。但其实这一块所谓影子银行的情况和美国的影子银行并不一样，美国银行的资产一旦出表，经过像证券化这类过程后进入市场，是银行和监管部门看不到也很难监管的，而且反复的证券化过程让很多产品变得相当复杂，使很多债券市场的参与者（包括投资者和评级公司）也很难搞清楚其中真实的风险；相比纯市场行为的美国银行表外资产的难监管，中国银行体系的表外产品（短期的固定收益类产品为主）并不复杂，离开银行不可能发行和操作，监管部门也是看得见管得住的，同时表外业务的规模与表内的贷款规模相比要小很多，所以不会大规模的不可控的危机。

如果大银行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很小，那么中国发生硬着陆的隐患以及爆发的方式究竟在哪里是什么？克鲁格曼教授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因此根据我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和判断，中国不会发生全国性的金融风险，经济也不会硬着陆。当然不排除部分地区的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出现严重问题或者是小范围的硬着陆，而发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在四万亿刺激政策后的大规模投资房地产等板块带来的过高的地方政府债和企业负债，在经济增速放缓和个别事件的驱动下出现违约照成的。但这些都是中国经济转型必须所承受的阵痛，毕竟很多传统行业（如制造业），都注定要萎缩的，但萎缩的过程不是很容易。展望未来，所有与消费有关的新兴行业还是充满光明的，比如新能源、医药、养老、互联网，他们要取代传统行业在庞大的中国经济中占领主导地位，包括提供就业机会，要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事实上，美国经济也是折腾了很多年才得以转型。整个七十年代美国经济处于滞涨的痛苦之中，那个时候油价上升，钢铁、汽车等传统制造业受到以日本、德国为主的国家的挑战以及行业衰落的开始，但是消费服务行业却开始慢慢发展起来。因此，我认为中国经济也一样要经历几年的转型过程随后再一次全面走强。

近阶段，发达国家市场先后都在采取量化宽松的政策来拯救金融机构和提振疲弱的经济。我请教了克鲁格曼对于这些举措给全球金融体系，尤其是新兴经济体所带来的问题，各个国家的非传统货币政策之间如何协调，以及如何应对过度的量化宽松在经济复苏后所可能带来的高通胀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在他看来，这些在未来并不会产生什么大问题。

退一步看看整个世界的情况，他说整个世界都面临通缩的压力，现在世界的货币政策整体来说还是太紧缩，所以任何国家尤其是大国，如果能够更积极地扩张货币政策的话就会引导世界经济走向正确的方向，但有的国家出于某些原因不希望有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他们会抱怨别的国家的扩张政策让自己受苦，事实上正是这些国家不采用量化宽松的政策才使得世界经济的发展不能走向正确的方向。而经济体一旦走出通缩，要退出量化宽松是很容易的，因为央行可以出售资产，然后提高利率来控制通胀。

我对于克鲁格曼的上述回答并不完全赞同，或许各国可以通过相关措施走出通缩压力，但通胀一旦恢复，其势头就可能会非常迅猛（这跟Dornbusch教授对危机的说法类似），实际操作中并不像他说的如此轻而易举。美国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美元作为目前世界唯一的储备货币，他们的通胀压力实际上是由全世界来分担的，而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控制通胀的任务要艰巨的多。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新兴发展中国家建立像金砖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金融体系的治理模式正当其时，并且责任重大。这些新兴经济体亟需一个属于自己的体系，而且国际货币体系中也一定要有更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在这方面，最有可能成为新的世界储备货币的就是人民币，那么，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和实现变得越发重要和关键。

此次克鲁格曼的中国行，不仅让我近距离感受到了一位经济学界重量级人物的风采和思维方式，但同时也让我深深体会到，有太多像克鲁格曼这样在全球经济学界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专家对中国并不完全了解，他们看不懂中国的发展模式，质疑中国的经济数据，搞不清楚中国经济真正的隐患和解决办法。为此，我也深感责任重大，我与同我一样在海外学习工作过多年并且知晓中国的国情和发展进程的学者们，不但要为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和经济的转型升级献计献策，还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架接起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桥梁——因为我们优势在于更加懂得如何以世界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角度解读中国经济和政策，让他们知晓真正的中国，这对于进一步崛起的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也是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