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即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他把内忧外患的齐国治理成春秋五霸之首。《史记》称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孔子更说:“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孔子多次高度评价管子的历史地位:“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管仲,华夏文明当时就中断并倒退回原始社会了。管子比孔子早160年,诸子百家都在管子后,他是中国第一“子”,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经济学家。 秦始皇焚书坑儒,项羽火烧阿房宫,把中国民间和国家图书馆的书都烧掉了。到汉代,人们从孔庙的夹壁里意外发现了几百个版本的《管子》,管子的思想才得以部分保留下来。 管子非常重视市场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即通过市场不仅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物资余缺等状况,而且可看出社会治乱、人心向背。他强调有了市场,“则万物通;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贱;万物贱,则万物可因,万物可因,则天下可治”,否则就会出现“无市则民乏”的经济困境。2700年前当然不可能有期货市场,但管子的思想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真实的原动力,也为期货市场建设留下很多宝贵的启示。 一是通过收放储政策调剂市场供给,“藏则重”,“发则轻”。 收储放储,是中国政府重要的“三农”政策,聚焦在期货市场交易中,就形成最关键的“政策面”因素之一。管子很早就发现了农产品(000061,股吧)价格随季节、随地域、随气候变化产生的波动。而有钱人借机操纵市场——收获时节,压低粮价收购;青黄不接时,囤积居奇卖高价。管子从社会安定的角度出发,认为价格可以正常波动,但要适中。他在《揆度》篇章中提出:当发现粮价被商户打压得很低时,国家就要拿出钱大量收储,把粮价托起来,即“藏则重”;当青黄不接,商人高价抛售粮食时,政府就要开仓抛售平抑粮价,即“发则轻”。于是管子在大城市创设了储备粮库,由国家插手,对谷物敛聚(买进)和散行(卖出),相机调控。在适当时机、适当地区“以重射轻”,或者是反向操作“以贱泄平”,从而提前调节农产品价格,实现了平抑物价、调剂余缺并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 二是通过进出口贸易和引进外资,从“因天下”到“制天下”。 管子对进出口十分重视,在《轻重丁》等篇章中对此进行了大量细致深刻的研究和论述。为了使天下的资源财货“皆能为我所用”,即所谓“因天下以制天下”,管子把实行对外贸易作为吸引天下之物与财、调剂市场余缺、实现富国强兵的重大措施。这是其后十六世纪英国“重商主义”所追随的思想核心。管子一方面利用外来商人致富齐国,另一方面又注重避免外来商人、商品对齐国市场的损害。既要对外开放,又要有效控制市场,这一智慧阐明了内外两个市场的交互影响和管控方向。 当今中国商品市场和期货市场有些方面还不够完善,迫切需要加快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步伐,否则就会因为话语权、定价权的缺失,导致“进口原料比出口成品贵”,“投资国际市场被逼仓”等,改革开放的红利流失海外。 三是通过扩大消费刺激生产,“富者靡之,贫者为之”。 与其他诸多道德至上的圣人不同,管子敏锐地察觉到生产与消费之间“其化如神”的因果辩证关系,主张奢俭并重,适时调控市场供需关系,而不是一味强调节俭。他在《侈靡》篇章中提出,在社会生产不振、经济萧条时期,国家要拿出积蓄的财富,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中的君主消费部分,包括修建楼堂园林、架桥铺路等,鼓励和调动整个统治集团和私人富有者的侈靡消费,从而刺激生产,给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借此达到“富者靡之,贫者为之”的效果。 当然,在全球经济复苏一波三折,大宗商品持续低迷的今天,我们绝不能片面依靠政府投资和“三公”消费来刺激生产,拉动经济。但管子从市场发展的角度,抓住市场“消”与“长”这对矛盾的辩证统一,利用扩大消费来刺激生产,实属难能可贵。 四是通过货币政策“以重射轻”,实现“谷币金衡”。 管子最早发现调控市场供需的关键在于货币——“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 为了搞好市场建设,管子在大城市主持开设了工商管理机构和储备银行。他认为善于治国的君主,要通过对货币的控制,来主宰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他主张由国家掌握货币的铸造和发行,通过货币量的收放来控制主要商品的价格,从而控制整个市场。货币的投放量要依据实际情况相机而定,要事先经过调查、统计,综合分析,要充分利用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对应关系,在轻重、贵贱之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调控。具体的操作方法,关键就是轻(贱)时收紧,重(贵)时放宽。 当前,全球各个国家、地区和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不仅主导着各自的经济发展路径和速度,而且对全球市场产生重要影响,也成为现货和期货交易中基础性的“资金面”关键因素。这也印证了管子在《山至数》篇章中提出的“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 1700多年后,北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之“青苗法”,成为管子收储政策和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延伸。即每年2至5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至夏秋两季收割后卖给政府并还本付息。政策创新大大增加了政府收入,同时保护了农业生产,缓解了市场供需矛盾,堪称全球期货市场最早的萌芽。 五是通过加强法制建设,设“訾议之室”,“以法治国”。 为实现发展经济的战略目标,管子最早明确提出“以法治国,举措而已”。他严刑峻法,且犯法之后没有宽宥和赦免。但他又提出“人民”对政府有监督的权利,专设“訾议之室”,让“人民”可告状,可监督政府提意见,对各级政府官员拦截上访者,有撤职法办等严罚。管子的“人民”有两个含义,一是国家之分子,二是国家之官员。作为国家之分子,必须守法,违法决不宽恕。作为国家之官员,有行使法律的权力,要对其十分敬重。经数千年历史沧桑,而今“以法治国,以法治市”已成为我们立国和发展市场经济以及建设期货市场的根本保障。 (作者单位:诺贸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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