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一亩耕地到底值多少钱？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所长约阿希姆·冯·布劳恩（Joachim　von　Braun），在比较了国际价格后，给出了一个数字：1.5万元以上。而在非洲，一亩地大约值500元。“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企业有那么大意愿去非洲购地。”

上周，布劳恩在北京接受了CBN专访。

布劳恩对CBN记者说，虽然媒体大量报道金融危机，但这不能掩盖粮食危机的存在及其重要性。

谈到粮食危机的应对方案时，他认为，应发挥市场的作用，保持国际粮食贸易不受出口限制政策的制约；建立“粮食中央银行”实现粮食储备在危机时的跨国调配；通过严格的管理谨慎规划非农用地、保护耕地；呼吁增加对农地的投资，在此基础上对跨国投资——比如中国的海外购地——持欢迎态度，但同时需要尊重当地习惯，采取合作途径。

金融危机与粮食危机“联动”

CBN：最近两年来，国际粮食市场大幅波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布劳恩：随着收入增长，粮食需求大幅增长。与此同时，粮食供给增长缓慢。很多粮食，特别是玉米(资讯,行情)，被用于生物能源，特别是在美国和巴西。

有些人说粮价和投机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我认为投机在先。投机对粮食价格波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粮食市场有两类商人：商业交易商（commercial trader）——那些确实需要粮食的企业，用于制造食品。非商业交易商(non-commercial trader)，买卖只是为了赚取差价。以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为例，2006～2008年间期货交易急遽上升。多数增加的期货交易来自投机。主要原因是房产市场变糟。

金融市场稳定、粮食安全与政治安全三者紧密相关。冷战结束以来，金融繁荣与稳定指数和粮价指数相关性高达0.65，说明二者关联度很大。当然，到底哪个驱动哪个，其中机制还需要研究。

CBN：金融危机到来后，粮食危机谈论得少了。你认为，粮食危机结束了，还是只是被金融危机掩盖了？

布劳恩：我要强调的是，粮食危机根本没有结束。目前，金融危机与粮食危机并存。虽然金融危机到来后，国际粮食价格有大幅下降，但是在很多局部地区，情况并非如此。在很多国家，粮价并没有下降。在埃塞俄比亚，粮食价格在去年升高之后一直保持高位，而在尼日利亚是在高位波动。从这个角度看，价格一直没有下来，对粮食安全影响显然很大。

媒体与现实是两个视角。为什么现在听到的都是金融危机的消息呢？我想，这和媒体报道有关。金融危机影响的是富人和中产阶级，这些人群对媒体具有主要影响力，自然，媒体对金融危机的报道会得到更多读者或收视率。西方媒体，对非洲的粮食危机兴趣不大，报道不多。

不管怎么样，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是联动的。粮食价格上涨，然后是通货膨胀加剧、中央银行对通货膨胀进行控制、银行利率提高、投资方向改变等连锁反应，这之间也互相作用。

CBN：美国目前有9000万吨玉米用于生物能源，这一数字可能增加。这对粮食安全会产生什么影响？

布劳恩：美国通过对农民实施补贴和低价能源政策，补贴了富裕的轿车驾驶者，但是这相当于对贫穷的玉米消费者“收税”。这对粮食安全影响很大，风险性很大。生物能源提高了粮食价格。另外，由于玉米是饲料，因此也推高了肉类、乳类和其他日常食品的价格。

玉米用于生物能源是去年粮食价格高涨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根据IFPRI的模型，占了30%左右。去年，我要求美国至少在粮食大幅上涨期间停止生物能源，因此美国人对我很愤怒，在参议院抨击我。当然，现在奥巴马政府不像布什政府那样对玉米作生物能源如此热心。美国人开始听（我的意见），但是还不是很多。

“粮食中央银行”

CBN：解决粮食危机有何良策？

布劳恩：国际上的货币流动非常畅通，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通过这些机构能够筹集资金。当前，粮食问题主要是风险上升和贸易不畅带来的。我们需要在三个方面建立国际粮食储备机制以解决粮食问题：第一，需要建立一个“粮食组织”，包括G8+5以及越南、泰国和阿根廷等不在这一范围内的粮食出口大国，理所当然要包括中国、巴西、印度等粮食生产大国。第二，需要有一个秘书处做日常工作，充当“粮食中央银行”，像中央银行那样发挥作用。第三，需要有一个研究机构作研究跟踪形势，提供政策建议。

由“粮食组织”决定，在哪里开仓或收储。并不是将粮食囤积在一个地方，而是每个国家如中国、印度等保持自己的储备，像IMF那样根据储备数量拥有“粮食席位”。一旦发生情况，比如，非洲发生大饥荒，而某国手头有粮食，那么就可以通过这种机制将粮食储备转移到非洲。这是可行的，并不是革命性的全新想法。

我们没有试图完全抹平粮食价格波动，只是希望避免大幅度波动，避免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