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N：目前，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有类似地位。你提议的新组织，是否具有类似IMF投票权式的组织形式？

布劳恩：这个粮食组织的成员数量将有别于现有的联合国组织。它将比IMF小得多，大约只有15个。这样能够非常有效地应对冲突。联合国相关组织的成员数量太多，效率比较低、难于沟通和建立信任。就像一个足球队那么多的人能更好地增强彼此的信任。因此，我不建议通过联合国下属机构、世界贸易组织或IMF来做这件事。

CBN：这个建议有没有实现的机会？

布劳恩：目前，这已经不止是学术建议。G8+5峰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且有益的提议。峰会决议认为，这应交给适当的学术机构进一步研究。我们IFPRI正在做这件事。

中国应严格规划管理土地用途

CBN：中国对耕地的保护非常严格，至今执行“18亿亩红线”政策。不过，与此同时开始了土地流转。你认为这些举措对粮食安全有何影响？

布劳恩：对粮食安全来说，一个有效率的粮食市场和土地市场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在过去30年中在土地使用方面有重大变化。我注意到，现在转租等方式非常多。

另一方面，非农土地使用必须非常谨慎。在西方国家，比如德国，土地用途的界定非常明确，管理非常严格。这一目的是既要管理市场，保持资本在农村，又要防止土地集中，因为土地集中伤害穷人权利。我认为，应该有严格的土地使用规划制度，按规划使用非农用地，防止土地集中。

在世界范围内，土地价格增长非常快。在非洲，现在一亩好地大约500元人民币，巴西是2000元，乌克兰是3000元，德国是1万元，印度是1万～1.5万元。当然，中国没有一个真正的土地市场，因为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并不归农民。不过，中国的土地价格至少与印度相当，很可能高于印度，也就是说高于1.5万元/亩。这让我们认识到土地的价值。

我认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重点是土地权利的界定与买卖。一方面要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另一方面也要保护好贫困农民的生计。这两点要平衡好非常困难。土地转租买卖要建立在土地管理基础上，即土地用途必须要严格按照规划管理。总体上说，中国土地政策走在不错的方向上。

合作：海外购地的替代途径

CBN：你对中国企业海外购地尤其是在非洲置地，有何评论？

布劳恩：非洲粮食增产需要知识、投资和基础设施，而这些都是非洲国家欠缺的。非洲农业急需稀缺的资金。这就是为什么称非洲农业为“半封闭型”——生产者与消费者基本上都是农户，没有能力为更大范围提供粮食。这样，风险非常高。只要天气变化，昆虫入侵，就会有饥荒造成死亡。因此，需要引入市场（指贸易）和投资（指购地）。这将更安全、更有生产力、更维护穷人利益。非洲有有价值的土地，而中国没有额外土地；中国有闲置的资本。

中国企业的资本与非洲土地有两种结合方式：一种是占用５０００个农民的５０００公顷土地搞大种植园；另一种是与５０００个农民合作，每个农民耕种自己的一公顷土地。我想，后一种方式的产出与大种植园是一样的——这是一种替代途径。

不过，非洲需要在卖地问题上谨慎。IFPRI在我的牵头下，对跨国土地买卖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五点建议：第一，土地买卖要透明，要使当地农民有知情权，而不仅仅是政府对政府的买卖。第二，要尊重当地风俗和传统权利。第三，新购入土地上的粮食生产必须符合可持续和环境友好原则。第四，生产出来的粮食应该在本地进行销售，而不是拿来出口，尤其是有饥饿状态出现时要禁止从非洲出口粮食。第五，要与当地投资者共同开发基础设施，建立一种共同所有的概念保护当地权利。

气候变化将使中国水稻减产15%

CBN：未来中国和世界粮食安全将会面临哪些威胁？

布劳恩：气候变化将会对粮食安全造成很大风险。世界范围内，农业（包括种植业和林业）占了总碳排放的31%。根据我们的模型，气候变暖将使中国粮食产量受到很大影响。不过，不同地区的影响不同。以水田为例，到2050年，中国南方和华北大部分地区的水稻产量将下降5%以上，其中，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的大部分和福建、浙江和山东部分地区的水稻将减产25%以上。不过，黑龙江和新疆部分地区将辟为新的水稻产地。这仍然会使总体减产15%以上，并且给基因库带来不可预测的改变。

目前，农业仍然是碳排放大户。但同时，农业也是解决方案，造林和更好地使用土地能改变（碳排放现状）。农业必须列为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哥本哈根会议的议题。农业需要更多投资、更多刺激减排研发的手段以及对土地使用和土壤变化更多的监督与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