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2014年“新阶段 新改革 新常态”论坛上所做主题演讲，授权华尔街见闻发布。辜朝明进入野村证券之前，曾任职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获得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博士会员。

早上好，谢谢主办方邀请我参加这个论坛。今天我从人口因素出发谈谈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

最近中国受到了很多的批评，很多的经济学家都说中国的经济需要重新平衡，有太多的投资，太少的消费，太多的污染，结构性的风险可能导致危机的发生等等，但我发现这些批评，特别是来自于西方的批评是不公平的。之所以说不公平，因为他们把中国的今天和西方经济的今天在做相比，实际上应该比较的是日本以及西方在经济发展同等的阶段和中国经济发展同等的阶段，这样比较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做得很不错，比方相较于100年前的西方经济和50年前的日本经济，中国是做得很不错的。

我对中国经济的观点用最简单的方法做了一个图示，展示的是劳动者工资和资本收益的关系。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很多剩余劳动力会纷纷进入城市，因为劳动力供给在工业化初期是相对过剩的，所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可以在很长时间保持平稳，5-7年前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就是这样的，在那段时间有很多的农村劳动人口涌入城市。

在达到劳动力供需转折点之前，劳动力价格一直低廉，资本家就会不断增加投资来获取利润，这时资本收益和工资的分配份额是线性的，资本家不断的赚更多的钱，劳动力的供应线基本上也是平的。如果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可以看到收入的不平衡越来越加大，因为工人的工资并没有怎么，资本家随着劳动力人口的增加不断的赚到更多的钱。只要资本家不断赚很多的钱，就会不断的去投资，劳动力人口的需求就不断向右移，随着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增加，差不多农村的剩余人口全部进入工厂工作了，就到了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的供应开始紧张，工人们谈判力增强，因为农村的剩余人口已经不多了，所以工人会要求更高的工资，这时候资本家就会答应加工资，因为资本家还是会赚钱的，一旦到达了这个点，经济就得到了常态化。日本和西方国家都是这么发展过来的，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公民权利、动物权利、女性权利等等，都可以被提出来协商。

一旦出现了这个转折点，这个国家就面临三个挑战：

（1）其一就是政治挑战

一旦工人们有了信心知道自己有谈判权，他们会组织工会，要求这个那个，就会有很多的罢工，劳动纠纷会纷纷出现。我记得小时候在日本，差不多每天都有人上街罢工，有些罢工甚至会升级为打架、在国会面前抗议等等，日本差不多花15-20年的时间渐渐才平稳下来。

什么叫平稳下来？当工人不断要求更高的工资，他们并不知道资本家的期望是什么，而以前资本家习惯的是很老实的员工，面对变化的工人，他们会来来回回跟这些工人争执，直到工人们意识到应该对资本家有一个什么期望，资本家也意识到对工人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期望，经过15年的打架抗议等等，日本劳资两方获得了很好的政治秩序，一旦进城的人数减少了，说明日本已经超越了路易斯转折点，这时候工资也慢慢增长了，劳资纠纷的这条线慢慢变平稳了。在韩国也出现同样的情况。而由于韩国从独裁政治进入了民主政治，所以韩国的变化更激烈，从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而当大都市的进城人口变平稳了，那么整个局势也渐渐平稳了。

我不知道中国将如何经历这个过程，因为这个过程一定会非常的波动，对整个的社会体系造成很大的压力。一方面中国政府想让这些事情不要发生，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中国政府在当下遏制了劳资纠纷，又会在同时给未来增加更多的压力，因为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而且由于压制可能会爆发得更猛，这就是中国政府面临的局势。在我看来，资本家应该和中国政府一起合作，保证逐步满足工人的要求，其他的国家也都是这样经历过来的。

（2）第二个挑战是经济挑战

随着工人工资的不断上涨，公司的竞争力就下降了，特别是当这些公司的利润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已经有人提到了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全球化的现象，如果没有全球化，我们是不用担心中等收入陷阱的；但是一旦经济已经全球化了，中等收入陷阱就会比较棘手。像中国前些年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全球化，但随着工资的增长，全球化就变成了负面的影响，比如很多工厂会搬迁至成本更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为了渡过中等收入陷阱危机，政府、劳方、资方都要做出很多的努力。

（3）第三个挑战是人口的构成问题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已经开始出现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意味着劳动供给曲线已经停止了由左下方向右上方倾斜转而从右下方向左上方倾斜，即使工资被迫提高，劳动力供给也会继续减少。到时，曾经因为中国大量廉价劳动力而涌入的外资企业甚至连本国企业都会开始向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迁移，比如缅甸和孟加拉。这会导致中国在产业升级换代还未完成之时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2015-2030这15年对中国来讲是非常至关重要的。为什么讲这15年重要呢？如果中国经济想要继续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要采取哪些努力？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在讨论这个话题，给出的措施包括结构改革，市场化改革，完善国家的法治情况等等，如果进行了这些方面的改革，即便中国按2.5%的速度来发展，那么15年之后中国的人均GDP也会达到3万，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就可以安享富裕的退休生活了；而如果在接下来的15年没有作为的话，中国可能就陷在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社会当前处于一次结构性变革的边缘。这一结构性变革要比中国政府当前十分渴望推行的长期且痛苦的经济再平衡计划更具深远意义。有必要学习马来西亚当年的模式，以防工资水平的上涨“赶走”这些跨国公司。

总的来说，中国依然有着数以百万计拥有梦想的、肯吃苦、爱学习的年轻人，我认为中国当局只要能够建立完善的体制和制定正确的发展方向，一定可以争取到改革的时间，再现中国式奇迹。在这个过程中，我想提醒一下，这些年随着中国的强大，中国与邻国的领土争端日益升级，这样对外国企业投资中国产生负面影响，毕竟除了劳动力成本，企业经营环境、工人技巧、本地市场需求也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所以我希望中国能按照邓小平当初设计的路径，与所有的国家为友，秉持自由贸易的原则，专注经济发展，在有限的时间内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