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借题发挥的转移。2007年的次贷风暴短期来看是对美国次贷恐慌的反应，进而使投机资金和短期热钱转向其它区域或地区，长期来看增加了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改革和调整难度，包括中国在内。因为其他经济体放弃的是有利于自身经济结构和金融环境调整的思路，选择的是追随性，明显不利于自身的发展路径，甚至形成了普遍一致的全球对策。

这种主导和胁从、主动和被动、主见和盲从之间的差异是十分明显和突出的，因为世界各国的发展阶段、基础和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国际机构界定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分类，表明了全球经济基础的差别性。而全球一致的对策体现在：各国财政投入的扩大，使得财政盈余和赤字之间的变化影响到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使得货币受制主导货币价格的影响扩大。因此，无论美元升值或贬值都有利于美国自身利益，而其他国家和地区货币只能盲目跟随甚至被动接受。美元价格反映的是美国自身的经济需求，美国可以先于他国呈现复苏态势，而其他国家和地区面对美元，一方面紧张于美国经济和美元汇率，另一方面受制于自己简单的对策，货币汇率不自主的背后缺少的是自身对环境的判断和前景的预期，进而呈现出美国式金融危机的风险在全球蔓延。

虽然世界各国发展水平具有明显差别，但应对问题的角度和对策却达到极端一致，可是结果完全不同，美国是主动中收益，全球其他国家是被动中付出。这一次危机中欧元区冲击比美国大，俄罗斯损失比美国严重，伊朗代价比美国惨重，中国的付出也比美国沉重。所以说，这一次危机是否称之为美国式金融危机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考证的问题，需要我们警惕的是未来的金融危机究竟会发生在何处。

第四，自私自利的保护。美国的自私自利是有历史渊源的。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正是美国的自私自利导致亚洲金融危机，受害国家和地区不能及时得到美国的援助，甚至在美国的干预下得不到其他国家和国际多边机构的援助。亚洲金融危机的扩散、蔓延和持续达到了世界危机历史上之最。然而，2007年至今的金融风暴——美国式金融危机依然具有清晰的美国自私自利的表现，美元无论升值还是贬值都是以自己的需求来控制，不管给别人带来的压力或风险，其走向的关键在于美国的利益。美元贬值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经济金融矛盾加剧，难以协调和化解；美元升值不利于俄罗斯财富积累，石油价格下跌打击俄罗斯经济竞争力和金融主观选择（俄罗斯外汇储备中欧元占多数）；美元贬值不利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伤害其经济竞争能力，导致出口型、粗放型和初期阶段市场经济结构的调整困难。美元升值有利于发达国家质量型、规模型和主导型经济金融作用的发挥，尤其是在美元主导地位没有改变的前提下，美元升值的财富效应和价值作用已经使发达国家先后出现复苏迹象。相反，更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改善或摆脱金融风暴冲击的趋势。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指标高于发达国家，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好于发达国家，因为两者经济水平不在一个阶段，发达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是一个减少消费和降低水准的问题，而发展中国家乃至贫困国家是一个生存或生死的问题，一方面没有可比之处，另一方面可比条件有别。

第五，深谋远虑的改变。总结历史教训，2001—2003年的美国货币政策并没有救助和改变美国经济，反而制造了全球金融风险隐患，即全球流动性过剩，并导致当前的金融危机。因为传统经济理论所论证的低利率刺激经济的功能，在经济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及新金融时代并不能发挥实际作用。相反，低利率会制造金融风险，干扰金融风险控制能力和判断能力，加剧资金流通的速度和幅度，而这些恐慌性和短期性的投资或投机行为不利于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制造出的经济金融繁荣假象不利于风险控制的有效实施。而2007—2009年的美国货币政策不仅是当年错误的简单重复，使流动性过剩进一步升级，达到流动性泛滥的程度，所有价格指标超出历史水平和预期的高涨带来的是流动性风险扩大，无论石油和黄金价格的高涨，还是汇率水平的浮动都超出了以往，验证了金融市场流动性充足、过剩严重，同时还带动了全球各国低利率的攀比，高息货币的利率水平逐渐下降到了低利率水平。从表象看，美元利率水平更加低于上一周期的水平，但实质上美元利率正在试图突破和实现霸权回归。回想上世纪70—90年代美元利率站在最高点，全球利率水平的调整跟随美元利率，无论上调或下降都采取一致对策。而今，美元利率站在最低点，全球利率方向并非随从美元利率，一方面是全球利率水平差异较大，各自为政的状况不利于美元利率霸权的实施。另一方面，全球利率调整差异错落不一，虽然处于低利率时代，但当前利率反转趋势不是美元利率引领的，以色列近日率先采取加息对策是否引领全球利率上调值得关注。因此，美元货币政策对应的长期战略是未来最为重要的焦点。美元霸权是全面的，美元利率是美元霸权最为重要的基础和核心因素。
　
　　美国转嫁危机历史回顾
　　
　　然而，美国转嫁危机的对策和战略并非是近段时间的创新，透过国际金融历史进程可以看到相同对策的转嫁行为，这是美国国家利益战略的需要，是美国金融成熟的表现，更是美国金融特权的独到之处。

上世纪70年代的美元危机转嫁为国际石油危机；上世纪80年代的美元危机转嫁为日本经济衰退；上世纪90年代美元政策的转变转嫁成为新兴市场危机；本世纪美元受到的挑战则转嫁为这一次美国式金融危机，这些都集中体现了美国国家利益需求和战略需求，是美国转嫁危机的见证。这是因为美国具有独特的金融地位——全球市场价格报价单位大多都是美元，拥有雄厚实力的经济基础——美国新兴产业和经济模式优势突出，享有主导的金融制度——一套独霸和多边参与的货币制度，无论交易、结算、投资和储备中的美元比重都占据多数。

美元的第一次危机最终转嫁成为石油危机。1973—1976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推进了美元的国际化，美元从20世纪50年代的美元短缺扩张为上世纪70年代时的美元泛滥，美元危机的爆发导致美元与黄金脱钩，但这并不能挽救美元危机。同期的1973年10月中东战争爆发，导致欧佩克向阿拉伯国家实施禁运，3个月内石油价格从每桶3.1美元上涨到12.6美元，涨幅达到400%。石油价格暴涨引发了全球经济危机，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十分突出，其中美国经济增长下降4.7%，欧洲经济增长下降2.5%，日本经济增长下降7%，但在这个过程中，美元泛滥得到了需求支持，美元危机得以缓解。

美元第二次危机最终转嫁为日本的经济衰退。1985—1987年美国经济的滞胀十分严重，其中包括美国股市的灾难冲击，美国从净债权国转为净债务国，美元及美国经济地位面临挑战等。美元利率水平由此开始不断上调，虽然利差导致美国资本流入增加，但却使美国出口商品竞争力逐渐下降。相反，当时在美国之外，日本和德国正在崛起，尤其是日本经济的崛起使其在面对高美元利率和强美元汇率，日本商品出口竞争力进一步上升，经济魅力得到提升。这种结果迫使美元相对其他货币大幅度贬值，美元汇率下跌给美国利益带来了损失。为了寻求转嫁危机的路径，美国随后制造了《广场协议》，要求日元升值，转嫁自身的危机损失。1985年9月在美国的主持下，发达国家签署了《广场协议》，随后日元急剧升值达一倍，严重打击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使得日本产业和经济基础呈现衰落局面。而《广场协议》之后，从1988年开始，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下降，从1984—1985年的1359亿美元，降到1990年的1010亿美元，1991年进一步降至662亿美元。虽然在1993年后美国贸易逆差再次大幅攀升，但通过这一轮汇率政策的调整，不仅美元化解了外部竞争危机，而且为美国经济复兴奠定了基础，同时给日本带来了长达10年之久的经济衰退，日元国际地位不断下降。欧元问世后的国际货币体系三足鼎立，其中包含日元，而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三足鼎立没有日元，变为美元、欧元和英镑。

美元第三次危机最终转嫁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危机。1999年伴随着欧元的问世，美元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之后的2000年“9·11”事件和2001年4月的美国高科技股泡沫破灭，美元贬值策略由此开始实施，美元信用危机逐步呈现，美元的价值伴随着自身的贬值受到了质疑、挑战，然而最终不是美元信用下降或美国经济下降，而是与美元关联的诸多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连发。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美元强势货币政策的指引使得墨西哥汇率制度变化导致金融损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美元升贬值使得转变后的泰国汇率机制受到了冲击；1999年巴西金融动荡，美元汇率急速贬值使得巴西的货币升值不可承受；2000年阿根廷危机，脱离国情实施的美元化导致阿根廷货币风险难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