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的这三次危机表面上看是美元地位受到了挑战，但实际结果是每一次危机之后，美元的影响力都是在扩大和强化，而非削弱。美元第一次危机导致的石油危机，带来的是美元报价体系的强化，时至今日，美元依然牵动着石油价格的走向。美元不是通过自身价格来提升价值，而是通过报价体系显示美元需求的魅力。美元第二次危机看似受到了日元的威胁，但却使美元经济基础得到了改善和协调，进一步巩固了美元的地位，而非简单的价格调整，其注重的是价值基础，经济结构的改良和改善。美元第三次危机具有更广泛的国际环境和针对性。一方面，美元市场份额被欧元瓜分，美国并非就份额采取对策，而是用实力和势力显示美国因素和美元的作用，其中，灵活运用美元汇率，以美元贬值制造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压力，使他国货币竞争力下降，冲击具有竞争力的经济体，泰国、韩国、墨西哥及巴西等都是因为货币价格和经济的崛起，率先改变货币体制挑战美元的地位，但最终都因美元核心作用难以改变而导致自身危机出现。另一方面，美元政策的转变，完全出于美国自身经济周期和结构需要，甚至针对外部竞争而自主决定汇率价格走势和货币政策取向，完全口是心非的政策选择，但前提是美国十分清楚现阶段美元的地位和作用，进而引起了全球面对美元变化的恐慌、调整和损失。美元既会利用自我短处调整自身需求，同时还会运用自我优势制定损人利己策略。美元贬值利己伤人，因此面对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全球化及1999年的欧元竞争，美元采取收缩性贬值策略，最终达到了维持自我、保护自我、恢复自我及强化自我的目的。
　
　　未来金融危机前景判断
　　
　　本次美国式金融危机尚未论证清楚，但全球已对美元危机的临近处于紧张和敏感状态。然而，透过上述状况、背景和原因的分析，美元危机离我们还有一定的距离，中短期发生的可能性不大。

首先，当前所谓的金融危机并没有改变美国经济的根基，并没有削弱美元的基础。其中，美国经济竞争力在全球一直维持第一，经济总量并没有随同经济指标下降而减少，而是始终处于增长之中。美元货币地位也没有因为美元汇率的变动而丧失价值魅力，更多的资产依然依托的是美元，尤其是美元危机预期中的美国国债规模不断增加，表明了全球对美元的强依赖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一季度的统计显示，尽管全球外汇储备数量减少，但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有所上升，说明美元世界霸主地位难以替代和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指出，今年一季度尽管包括美元在内的各类外汇储备数量出现下降，其中美元储备量减少2.3%，欧元储备量下滑5.9%，英镑储备量削减4.8%，日元和瑞郎的储备量也出现下降，但美元所占的比重较之前季度出现上升。在4.06万亿美元可分辨币种储备中，美元占据了2.6万亿元，从之前一个季度的64%上升到64.9%，为2007年二季度以来最高，资金撤出风险资产转入美元避险增加了对美元和美国国债的需求。另外，目前全球金融市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市场都在美国，无论是外汇、股票市场，还是石油、黄金、商品市场，“美国价格”的影响力依旧突出。一方面，美国直接运用自己的能量主宰市场，另一方面则巧妙地运用组合带动或改变价格走向，达到自己需要的价格目标。

其次，当前所谓的金融危机显示美国极强的风险控制力和把握度，并没有削弱美国的金融力量。未来美国金融机构在全球的作用依然不可替代，短期金融机构的损失之中潜藏着深远和长期的收益规划，试问哪一个国家经历金融危机之后，金融机构盈利可以短期改善。美国金融机构在危机之后快速出现盈利不是价格因素使然，而是长期战略规划作用。美元资产价格的两种参数——汇率和股票价格组合，都具有美国金融整体收益的考虑，并非简单或短期的组合搭配。因此，美元的地位和作用难以撼动和改变。

最后，当前所谓的金融危机将带来美国新经济、新金融的更强组合，美国主导世界经济的格局难以替代。尤其是这一次美国式金融危机将推动单极或单边世界力量，而非区域化或合作模式的扩大。美国力图显示自己和推进单极强势国家，以此推动单极世界的强势发展。面对美国的强势政策和战略，全球区域合作和多极世界需要周密规划、长期考虑、有效合作和巧妙周旋，促进和强化合作式多极世界的发展和强大。

未来全球金融市场发生危机可能主要集中在欧洲和亚太地区。一方面，欧洲合作的基础脆弱，并且在协同发展中进一步暴露了更多的矛盾和压力，而且各国发展阶段和水平的差异不可能通过货币合作消除，相反有加重的迹象。这里值得思考的是货币合作不能简单推进，而应注重内容和基础。另一方面，亚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滞后于经济的现象明显，经济崛起不代表也不可能代表金融影响力的增强，金融经验、技术特别是战略的缺失将是未来亚太地区金融风险的焦点。过去的金融危机爆发点在于价格控制，而未来的金融危机爆发点在于内部制度漏洞和外部资产的控制。

从国际全局看，国际金融市场受到美元指数主线的影响，与美元汇率有关联的商品价格走向十分混乱，市场存在着不同意见，其观点主要集中在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判断上。一种观点认为不会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另一种观点认为将面临高通货膨胀的压力。其中的差异在于观察角度和支持因素，前者是基于政策对应的结果，以及政策释放能量的预期判断，特别注重传统经济金融理论依据，即经济复苏并没有确定下来，价格高涨难以出现，通货膨胀不会来临。后者则出于市场层面的观察，注重新经济、金融时代的变化，参考传统理论、注重现实的预期结果，即经济复苏并不是价格高涨的主因，目前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投资需求主导着价格走向，信贷、财政及利率政策空间给予投资巨大的动力和条件，尤其是面对全球流动性过剩和投资损失惨重，投资愿望、投资规划及投资手法都将推高价格，并引发通货膨胀。前期金融市场所有资产价格包括资源、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下跌难以抑制和不可预料的局面，未来这些商品价格的高涨也将面临不可预料和难以控制的局面，投资补损需求、投机补仓需求都具有强大的价格推进能量，而且前期货币政策、利率政策和财政政策都释放了充足空间，全球必然面临“两高两低”的新环境，即高通胀、低增长、高失业、低收益的新周期特色，国际金融市场将面临更大的波动，价格调整的幅度和速度将进一步加大和加快，各国经济政策面临新压力、新环境、新对策的考验。

基于上述分析论证，我国的金融对策需要长远规划和谨慎推进，尤其是我国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透过美国应对危机的处理，我们应该在观念上强化危机预期和评估的分析，不能简单、短期地考量人民币的国际化。面对外部一些国家的强大和进步，在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的外部风险逐步加大，我们自身的控制力至关重要。一旦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我们的认识判断、制度效率、风险控制及国家利益考虑将会“身不由己”。人民币国际化的根基在国内，国内经济实力、效率和制度优势将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基础和支持。对此，我们需要理性、睿智和智慧，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简单草率，要慎重、稳步、合理、有序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