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从来就不乏抹黑和拆台者,其目的就是打压中国股市的正常发展。近期的抹黑和打压手法又出现一些新的特点、新的趋势,现择要列举如下: 第一类手法是,诱导和鼓励行政干预。 最新的案例就是,一些人建议政府和监管部门打压市场,包括重演2007年的“5·30”上调印花税那一幕。在长江证券公司通过公开研究报告臆测“马上要上调印花税税率”之后,国泰君安公司人员又通过自媒体散布类似谣言,称6月16日新闻联播将宣布下调印花税。 事实早已证明,突然调整印花税的做法对投资者是一种伤害,对政府权威也是一种伤害。除了上调印花税之外,还有人建议大量发行股票,叫停融资融券业务等。这些建议的核心诉求是用行政的手给市场降温,其实就是打压市场,直到点位“回归”到人为设定的“合理标准”为止。这种诱导和鼓励,本质上是与改革的导向相背离的。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说,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涉及资本市场的每一项政策措施,也都应当遵循这样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处于股市第一线的专业机构特别是国有控股的专业机构,应该率先垂范,坚守底线:一是态度明确地维护中央政府权威和公众信心;二是对宏观形势和政策的判断有主心骨,拒绝以讹传讹。如果国有控股的专业机构都“盲流化”了,那真是我国资本市场的一件十分悲哀的事情。希望这些机构在重大政策话题上谨言慎行。 第二类手法是,曲解和阻止制度创新。 当前最为突出的是现象是对融资融券的“围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尹中立6月17日说,监管层叫停了场外配资,所以这一轮行情就结束了。他的说法很有代表性,即中国股市不该牛,牛市是靠杠杆造出来的。 笔者仔细查看了有代表性的关于杠杆率的言论,较为普遍的一种测算结果是,目前场内外融资额约为4万亿元,即场内2万亿元、场外2万亿元。但有一个“牛人”,在4万亿元之外,又“找出”了5万亿元,称企业通过银行贷款投向股市4万亿元,银行理财产品1万亿元。笔者认为,第一,企业通过银行贷款投资股市的金额是如何得出的,并无可靠依据;第二,银行理财产品早已有之,其本身不是融资行为。 杠杆率即融资额和总市值之比,如果按2万亿元比68.4万亿元(6月17日数据,下同)计,则杠杆率为2.92%;如果按4万亿元比68.4万亿元计,则杠杆率为5.84%;如果按9万亿元比68.4万亿元计,则杠杆率为13.2%。 那么,究竟该以哪个口径为准呢?笔者认为,应以场内投资者借贷的合同为准。丢掉这个依据,就会鱼目混珠;甚至拿着放大镜看融资现象,越看规模越大。认为融资是行情上涨的主要推手,认为政府鼓励各种不规范金融行为,是对融资融券业务的严重曲解。 由此曲解“生成”的政策主张就是,严控场外融资,压缩场内融资,以图“还原市场真相”。但是,融资融券本身是发达市场的正常业务,我们为了规范它,已经在制度上严扎篱笆。所谓场外融资,与规范的场内融资没有直接关系。场外借贷行为,应该按照现行的金融法规来规范,不需要搞运动。 第三类手法是,直接推倒凝聚共识的股市概念。 自“改革牛”提法诞生以来,得到市场参与者普遍支持。“改革牛”的内涵是先有改革,后有牛市,而不是相反。笔者要特别强调,中央政府不需要制造一轮牛市来“救改革、救经济”,而是只要坚持依法治国,扎扎实实抓经济增长、抓制度改革,股市自己就会走牛。所谓“国家牛市”概念,与“改革牛”概念不是一回事。 有人质疑道,改革开放38年了,为什么没有“改革牛”?偏偏现在有了“改革牛”?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没有看到中国股市伴随整个改革进程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也没有看到股市发展对于改革的巨大支持。改革开放38年,其中也有曲折,也有值得反思之处,否则,就不需要现在“啃硬骨头”、“涉险滩”。始于2012年11月的新一轮改革更加全面、更加深入、更加彻底,其红利预期难以估量;并且,仅仅过去两年多,混合所有制改革、一带一路战略、新型大国关系的红利已经初步呈现出来。 笔者认为,我们历史上并非没有“改革牛”行情,1999年起的“5·19”行情,2005年下半年起的股改行情,也是“改革牛”。认同改革对股市发展重大支持作用的人,已经越来越广泛,“改革牛”行情将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继续深度演绎。 第四类手法是,丑化和妖魔化我国的所有制模式。 在有关杠杆率的讨论中,有人反复提出,中国股市的流通市值其实很低,所以,杠杆率远高于20%。彭博社就说,中国股市的流通市值只有总市值的40%,而日本是75%,美国是94%。而按照我国监管部门的统计,我国股市流通市值占总市值的80%。 如果按照所谓中国股市的流通市值只有总市值的40%的说法,中国的国有持股就必须放出来,只有“私有化”了,才能流通起来。在笔者看来,这是一剂“温柔的毒药”。其实,美国、日本的各种大股东们,也没有把他们的股份都“流通”起来,他们也不肯放弃他们的控股权。 当然,通过创新制度设计,让我国的国有股权更具交易性,是需要突破的课题。但是,我们不能被流通市值过低的表面说辞所迷惑。 责任编辑:刘健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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