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的“反对”投票结果在雅典的宪法广场(Syntagma Square)受到人群的热烈欢呼：喷泉沐浴着红光，人们挥舞着旗帜，高唱着爱国歌曲。希腊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曾表示这场公投关乎国家自豪感，这一说法深入人心。一名身为自由职业记者的年轻女子透露：“我实际上投了‘支持’票。但我内心的一部分乐于看到希腊说‘不’。我们是个小国，但我们的历史源远流长。这关乎我们的尊严。”

然而，看着这场庆祝时，观察者很难不产生真切的不祥预感。在无法与债权人迅速达成新协议的情况下，希腊银行业可能在几天内崩溃，使这个国家的经济苦难沉入新的谷底。自豪和尊严将很快伴随着就业和储蓄一同消失。

齐普拉斯告诉其国民，他能够从欧洲得到一份更好的协议。但是，如果他果真如此认为，那他就严重误判了欧盟(EU)的政治。现实是，希腊的债权人很可能采取非常强硬的立场。它们怒不可遏，对希腊厌烦至极。更重要的是，很多人还认为欧元区的长期生存有赖于表明所有成员国必须遵守共同规则，平衡本国预算并且偿还债务。如果需要用惩罚希腊来表明这一点，那就这样吧。

悲剧在于，希腊政府及其债权人两方面都看不清自己的利益。希腊人仍然坚持称他们希望留在欧元区内—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单一货币对该国经济是一场灾难。欧元区的领导人觉得自己必须强硬对待希腊，以此震慑其他可能破坏规则的国家。

事实上，希腊及欧元区都应该把希腊公投视为一个反思运转不佳的欧元项目的机会。让希腊尽可能无痛苦地离开欧元区，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既能减轻希腊普通人的苦难，又建立一个未来其他国家也许能够效仿的模式。因为希腊并非唯一一个疲于应付货币联盟的国家。当前的危机可以成为一个机会—表明有一些退出欧元区的方式可能使各方（无论是离开货币联盟的国家还是继续留在其中的国家）受益。

然而，如今欧元区领导人看得见的只是采取任何看似“便宜”齐普拉斯的举动所带来的危险。他们知道欧洲有很多债台高筑的国家，因而不想鼓励这样的想法—相关国家可以逃避修复国家财政的艰苦工作，只盼着有一天债务减记会解救他们。目前希腊公共债务占经济的比例为178%—是欧盟债务负担最重的国家，但是意大利的债务与产出之比也超过了130%，甚至法国也接近100%，这是希腊2009年第一次惊吓市场时的水平。

让一个反紧缩政党在希腊获得胜利，其政治后果也令人忧虑。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为恢复公共财政都采取了痛苦的紧缩措施。这四国的政府都面临着类似于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的民粹主义政党的虎视眈眈。它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激进左翼联盟被视为成功典范。的确，严酷的事实在于，利益决定着他们乐于看到希腊受苦受难—以此警告本国选民不要走上左翼民粹主义的道路。

此外还应加上纯粹恼怒的因素。把债权人比作恐怖分子的希腊财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已经辞职。但是齐普拉斯本人也曾指责债权人是保守的极端主义分子，勒索希腊。就像希腊人对于被称为“无赖”或欠债人感到羞辱一样，德国人对于把钱借给希腊，到头来却被希腊媒体称为“纳粹”感到义愤填膺。

然而，危险在于，愤怒以及对于确立糟糕先例的担忧，将引导欧盟国家对希腊失败的后果抱有过于狭隘的视野。欧盟相信希腊退出欧元区的金融传染能够得到遏制，这或许是对的。但政治代价将非常高。希腊如果滑入经济混乱，将很容易变成欧盟内的一个失败国家。这进而将使“欧洲项目”进一步丧失信誉—这项事业正受到各方面的压力。

如果欧洲领导人能想明白，他们应当看到，目前符合欧盟利益的，不是惩罚希腊，而是竭尽全力确保希腊以最少的痛苦离开欧元区，但留在欧盟。如果这意味着对希腊减免债务是退出欧元区方案的一部分，那么只好如此。以债务减免换取希腊退出欧元区，可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是合情合理的。

即便如此，希腊也将很难重启德拉克马而不引发一场甚至更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如果这一退出形式可行，那么欧盟或许终于有了一个将其他欧洲国家从运转失灵的欧元中解放出来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