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经济转入新常态，潜在经济增速逐步下移，传统的高投资持续下滑。随着经济增长目标的下调，政府进行逆周期调控的必要性也大大下降。但是如果短期经济下滑至政府容忍线以下，积极财政政策稳增长依然有强烈的市场诉求。

201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7%左右，政府实际的经济增长下限应该在6.8%—6.9%附近。今年以来，制造业进一步去产能，房地产去库存，宏观经济延续了去年以来的快速下跌势头。一季度GDP增长7%，而GDP平减指数为-1.2%，如果扣除掉价格因素，名义经济增速只有5.8%左右，已远低于市场融资成本。于是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提上日程。

但实际上，从政府的财政投资支出及基建投资力度来看，名义上偏松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偏紧的，仅在今年4—5月出现短暂的扩张，2014年三季度以来财政支出下滑幅度惊人。去年8月以后，公共财政支出增速突然从两位数的水平大幅下滑到去年年底零以下的水平。今年1月，财政支出增速继续下滑到负20%水平。历史上这么大的财政支出下滑一般会因为经济政策调整而很快逆转，比如2009年，但这次财政支出的下滑，迄今为止也许只是部分被逆转。

如果考虑政府基金、地方融资平台表外融资规模，广义财政支出增速同样出现较为明显的下滑。2011年广义财政支出增速高达20%，至2014年已经下滑到-2.5%左右。2015年以来的财政政策宽松的需求明显强于往年，但实际上广义财政支出增速基本与2014年持平，并未出现明显反弹。作为政府财政政策最重要抓手的基建投资增速反映更为直接，2014年二季度政府启动过较为积极的财政投资，当时基建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从一季度的20%左右增长至接近23%，随后一路下行，今年以来的基建投资增速逐步下行到5月的18%左右，难以对冲制造业、房地产投资的下滑。

名松实紧的财政政策本质上来源于经济增速的下移与债务压力高企并存的现状。经济增速持续下降，政府的宏观财政收入面临减收，此外，考虑到房地产投资快速走低，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减少，导致财政收入增长乏力。同时，启动一年多的盘活存量财政资金的行动，由于财税体制上的缺陷迟迟难以推进，导致政府可供支出的资金来源有限，在政府总体债务压力较大的背景下，继续大幅扩大财政赤字空间不大，强有力的财政支出难以为继。

此外，财政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地方政府缺乏投资动力。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急剧增长，在基建投资资金消耗大、投资周期长、投资回报率偏低的情况下，继续扩大投资容易导致债务滚雪球一样增大。考虑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方式的转变，在有限的财政投放下，实际的财政支出转变为投资需要再次被打了折扣。

目前财政收缩对宏观经济尤其是投资增长产生了较大的拖累作用，虽然今年以来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实际上仍是偏紧的。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的下滑，但对经济的托底作用非常有限。由于财政的被动收缩，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被迫承担重任，因此货币政策短期转向的概率不大，财政扩张难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