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角度来说，以色列是世界上最小的超级大国。说它小，是因为它的国土面积仅2.2万平方公里，其中三分之二的面积还被沙漠覆盖，人口仅800多万；说它是超级大国，是因为以色列在自然资源匮乏、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下，创造了长期高速的经济发展，跃身发达国家之列。

以色列最引人注目的是高科技创业。在以色列，平均每1万名雇员中有140位科技人员或工程师；平均每1844个以色列人中有一位是创业者；以色列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数目超过欧洲所有公司的总和。它被称为“世界创业工场”，当之无愧。

一个弹丸之地，何以在建国后的60多年里，创造出这样的奇迹？

2013年，带着这个问题，我到以色列做实地考察，遇到本书作者之一的犹太人顾克文先生。顾克文向我介绍，他与另一位犹太人学者丹尼尔·罗雅区教授正在研究以色列的创业模式，并将此成果汇总出版了法文版图书。我对此很感兴趣，并参与到他们的后续研究中。2014年，我将此成果介绍到中国，出版了中文版图书《以色列谷：科技之盾炼就创新的国度》。

中文版《以色列谷》用数据，以调查、访谈的形式呈现案例，为读者揭开以色列创业模式的层层神秘面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还以对比的手法分析了中以两国的发展现状，归纳了中以两国发展的十大异同。这为未来中以战略合作发展打下了扎实的研究基础。

以色列成功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一

第一，历史塑造了以色列人努力开拓、打破常规的创造精神。历史为以色列人遗留的是如影相随的危机感和夹缝中求生的强烈意识，危机感催生的创新力，成就了以色列今天的崛起。当以色列人意识到他们所在的是一片贫瘠缺水的土地时，他们机智地将目光转向了科技与创新。

第二，以色列拥有四大研发“神器”。即具有科学精神的优秀大学、独一无二的人力资源、学术界与工业界的紧密联系、军事技术的民用化。这些元素使得以色列吸引了众多世界知名企业来此设立研发中心。

第三，“六芒星之盾”构建了以色列高科技创业的成功模式。即国防军的科技之盾、人力之盾、信息之盾、创业之盾、新型企业孵化之盾和对未来预测之盾。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就是以色列的科技之盾。

高科技是促进以色列整体经济快速发展的驱动力。同时我也想说，教育、应用研究、创新、创业精神、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化等组成了以色列创新的DNA 序列。这就是以色列独特“魔力”的秘密所在。

当然，以色列在世界上的发展不是独奏，而是寻求合奏。理想的跨国合作是建立在资源互补的基础上，不断创造出附加价值，以实现共赢。

中以两国合作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二

第一，中国市场携手以色列高端技术。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市场和拥有高尖端技术的以色列，通过合作、资源共享，可实现以色列高端技术在中国的落地推广。这既可帮助以色列实现技术市场化，又可提升中国的科技水平，何乐而不为？

第二，中国产业化能力嫁接以色列高端技术。中国迫切需要产业升级与转型，以色列可以通过其尖端技术资源，推动中国的工业转型升级。与此同时，以色列的技术可以在中国实现产品化，并推广到国际市场。

第三，中国技术插上以色列资金的翅膀。中国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中，出现了大批创新创业者，但资金的缺乏，影响了创业者的积极性。以色列的风险投资起步早，市场化运作成熟，建立中国技术与以色列资本的对接平台，可为中国技术注入资金活力，并实现共赢。

第四，在中国建立犹太人创业园区，欢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来中国创业，以此创造出更多的中以合作机会。

我认为，中国和以色列具备完美的互补特性，可以实现“1＋1＞2”的效果。

合作中，我们应向以色列学什么？

三

一是鼓励自下而上的创新创业模式。近年来，我国虽然出现了创新创业高潮，但规模与以色列不可同日而语，且在意识上对失败的宽容度不高。创业也多集中在像北京中关村、上海创业园区等政府引导的创新高地中。

二是重视移民工作，推动高层次人才回流。我国的“绿卡”门槛较高，缺少凭借资本和技能移民中国的经济移民制度，使得高层次人才流动受限。这导致我国不能很好地吸引海外华人华侨，特别是分散在海外的400万华人华侨专业人士。中国大学中的教授多为本土人才，而在以色列大学中，教授百分百都是“海归”，师资力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国应学习以色列的人才发展战略，吸引海外高技术华人人才归来。

三是规范风险投资市场，鼓励民间资本市场化发展。早在1993年，以色列政府就出资1亿美元设立了Yozma基金。该项目的成功，激励了更多的民间风险投资基金创立运营，帮助快速成长的高科技企业实现股权融资等。之后政府基金逐渐退出财政扶持。而我国风险投资市场刚刚起步，尚未成熟，仍处于政府引导阶段。

当下，我国正在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与方向。以色列是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合作国之一，与我国具有高度的互补优势，相信两国携手定能碰撞出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