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全球金融市场的交易运作来说，2013年八月底可谓是多事之秋。首先，在中国出现了光大证券的“乌龙指”事件;其后，美国高盛公司的股票期权电子交易出现重大失误，导致当日开盘后的期权价格出现大幅波动。之后仅隔两天，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出现市场行情问题，在三个小时内市场无法正常运作。

　痛定思痛，人们开始反思：当“量化交易”、“算法交易”、“电子交易”等这些近年来的金融创新在给市场参与者带来好处的同时，如何控制操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对市场产生巨大冲击的风险，以及如何对这些新型交易行为进行实时的监控、跟踪、分析、监管，已经成为极为迫切的两个问题，同时摆在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的面前。

量化交易如何风险控制

　　“量化交易”、“算法交易”、“电子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量化交易”是“量化投资”的一个步骤、一种模式。而“量化投资”作为资产管理的一种方式，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便在美国市场开始发展，其主要驱动力是指数化基金的逐渐普及以及后来ETF等低交易成本投资模式的大量使用。当互联网技术逐步成熟、安全性得到提高之后，大量欧美金融机构开始普及通过FIX(风险控制及海外监管动向分析)作为主要的电子信息交易标准，极大地降低了通信成本，也使得“电子交易”作为一新型业务部门在一些海外券商中开始成为主流。目前来看，交易的不断电子化、算法化、定量化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走在这种趋势最前端的高频交易，已经占有美国股票市场交易量的近60%，而在亚洲的一些市场(如澳大利亚、日本等)，高频交易的交易量也达到了15%到30%。

　　这里，有必要将算法交易单独提出做一些深入分析。算法交易的概念较广，亦易混淆。算法交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算法交易主要是指投资策略，是量化投资策略的一种。这种投资策略往往具有交易频繁、多空同时运作的特点，因此对交易成本比较敏感。正因为如此，广义的算法交易策略往往有两部分组成：订单生成部分(往往侧重于对交易回报的最大化)和订单执行部分(往往侧重于对交易成本的最小化)。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交易回报的最大化与交易成本的最小化之间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能够降低的一分钱交易成本，往往能够增加一分钱甚至更多的交易回报。正因为如此，算法交易的狭义定义便专指通过量化的手段将投资策略在执行的层面上进行专门研究和完善的交易策略。即狭义的算法交易策略也往往被称为执行策略。上面提到的一系列交易执行事件，基本上都与交易的执行层面相关。

　　海外市场算法交易系统的开发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本世纪初时，算法交易、电子交易等刚刚发展起来，系统架构十分简单，往往是一个大而全的计算机软件程序，常常由量化交易员编写(而非IT部门掌控)。2006年左右，交易系统开始复杂起来，原有的模式无法满足系统延展性的需求，因此开始将系统模块化，各个大型券商或基金的IT部门才开始介入。最近2~3年以来，交易系统则逐渐脱离量化部门，而越来越多地由IT部门全面开发、部署、维护、升级，主要原因是算法交易系统本身越来越技术化。

　　应该说，电子交易、算法交易出现并普及之后，风控的具体操作(特别是在交易过程中的操作)不同以往了，具体体现在风控的指标和检测点必然要开始分散在整个交易系统当中，而且针对电子交易、算法交易、量化交易具体特点的风控指标开始出现，并与系统操作风险的控制过程开始有所重叠，其表象是通过信息技术、量化手段的风控运作开始不断出现，并且开始实时化。也就是说，对算法交易、高频交易等这样新型的交易模式的风控与监管，其实现是通过对系统中多个采样点进行实时采样，并对整个订单流进行多极、多层次的风险监控，来防止对市场可能产生冲击的事件的发生。当然，对于一些追求速度的算法交易、高频交易策略来说，设置这样的风控点会减慢发单速度。其解决办法不是减少风控点，而是通过更加先进的软件、硬件技术，来不断提高进行这些风控检测的速度。海外目前比较流行的FPGA技术，便是将软件写入硬件当中，其在风险检测的加速中应用比较多。

　　海外监管动向

　　其实，海外市场算法交易、高频交易的发展，其推动力之一是监管的放松。2000年左右美国对股票价差的“一美分”化，直接促进了“人机对敲”和算法交易的普及;而2006年左右的RegNMS法案的制定，更是使得同一个股票可以在多处交易。这些在监管方面的改变降低了交易的成本，促进了交易技术的飞速发展。

　　而技术发展的同时，风控检测点和监管举措没有跟上，或多或少地造成了在交易层面的失误，比如2010年5月的“闪电崩盘”和2012年8月的“骑士资本”事件，等等。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监管部门都在加紧制定相应规则，以从监管的层面上杜绝相类事件的发生。比如说，香港证监会在2012年推出了电子交易监管的咨询书，与市场参与者商讨对电子交易、算法交易进行监管的具体措施。

　　港监会建议的具体措施有三个主要方面：首先，对从业人员的资质提出要求，规定需对相关量化模型和技术有深入了解，并有常规的培训;其次，强调量化工具和手段对监控和管理电子交易过程风险的重要性，特别是交易前和交易后工具的开发和使用;第三，要求为客户提供电子交易服务的券商、期货商及其内部自营部门所使用的电子交易系统，在技术成熟性和技术完整性必须达到一定的要求。

　　国内量化投资和量化交易还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应该大力培养这个市场，并将量化投资和量化交易在风险控制、最优化交易、有效对冲和有效定价方面的好的理念，传送给更多的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同时，可以适当地采用量化的方式，对二级市场的部分监管进行研究和改进，使得决策更加科学化;可以通过对量化投资和量化交易的提倡，来促进国内交易技术、交易手段的发展，特别是在交易技术方面的推进。在金融创新方面，特别是针对券商、期货商的职能增强和转变方面，可以采用“拿来主义”的方式，在引入新型量化投资策略和量化交易方式的同时，也引入优质的量化风险管理机制、模型、系统等，确保“创新、风控”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