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了，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会如何变？事实上，金融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决定了收入分配的历史性，因为收入需要按照积累的资本或对资本的索取权进行分配。金融发展最初是商品货币化，这可以追溯到货币的产生。货币资本化则是将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家将劳动力创造出的一部分剩余价值作为用于购买新的生产资料的货币资本投入生产，其目的不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购买新的生产资料再生产出新的价值。

在生产性领域主导非生产性领域的时期，两大领域相互分享剩余价值。这样，随着金融发展，资本家阶级内部的收入差距是在缩小的。由于工人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被职能资本家与金融资本家之间的联合所掠夺，而其本身又因门槛效应等原因无法参与收入分配，因此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在扩大的。

当进入资本虚拟化阶段后，资本家为了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将私有的生产资料与社会中的资本有机结合起来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于是股份公司随之诞生，资本家通过发行股票向社会筹资，持股人通过分红获得一部分利润，缓解了矛盾，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增长。随着资本虚拟化进程的加速，金融市场繁荣的同时实体经济却日渐凋敝，导致非生产性领域对生产性领域进行支配：生产性投资者必须通过向银行贷款，向公众发行股票、债券借款等方式筹集资金才能真正展开实体投资。其原因在于，金融领域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生产领域、虚拟资本周转速度较快以及人们对实体经济的预期收益下降，导致金融领域平均利润率高于生产性领域，具有逐利性的资本自然会选择前者。

资本虚拟化的双重性使得这一时期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方式发生了改变。首先，非生产性领域逐渐支配生产性领域，生产领域所需的最优收入分配得不到满足，通过非正规途径得到更多金融资本的职能资本家会获得更多的利润，故资本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其次，金融领域内部收入差距也会拉大，因为一些有实力的金融资本家向他人发放高利贷来获取巨额利润，严重打乱了原先的收入分配格局。再次，金融领域在再分配的基础上再进行分配，对生产性领域的控制使得金融资本家获得比职能资本家更多的利润，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最后，因为工人无法通过购买股票获得企业的部分利润，资本家却可以通过配股、分红等方式获得，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

随着资本虚拟化的推进，大批投资者会逐渐缩小生产性投资，扩大金融投资。实体经济会减少对银行的依赖，并转向金融市场，由此带来银行业务金融化的趋势，进而加速资本虚拟化进程。同时，工人在上述两大趋势的作用下参与金融机制之中，因而收入分配的形式不仅仅是剩余价值的分割，还有对工人家庭金融性收入的再分配。企业需要发放红利以吸引和维持股东，红利是从利润中得来的，但利润却只是企业因金融投资增多而产生的，这种情况下的红利分配无疑是对股东资金的再分配，股东得到了红利后又会对企业增加信心，助长股价预期，增加持股，使得这一机制得以循环往复。随着银行金融掠夺的加剧，工人阶级无法偿还贷款时便会引发金融危机，工人阶级和小型企业陷入破产境地，而大型企业凭借强大的信息资源，迅速撤离金融领域，减少亏损。这种再分配会导致投资于不同企业的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因此，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是有必要的。一是可以防止金融脆弱性的积聚而爆发金融危机，二是可以防止居民对金融部门失去信心，出现所谓的“挤兑”现象，三是可以通过转移支持来缩小收入差距。

理论分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都表明，金融发展并不会自发地缩小收入差距，只有在政府干预市场时，才会采取补助措施缩小收入差距。英国作为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其货币资本化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拉大了收入差距，为后来贫富悬殊埋下了祸根。当世界中心转向美国之后，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家以增加资本流动性为由不断创造各种金融产品，导致资本虚拟化过度，扩大了收入差距，一直到危机爆发，政府才干预市场，采取各种政策缩小收入差距，包括对穷人教育、医疗、卫生方面的补助。

我国的实践也表明，政府对资本市场的及时有效干预十分必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政府立即出台包括提高居民收入、调节收入分配在内的十大措施，一次性向7000多万社会保障对象发放生活补贴，并不断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缩小了收入差距，基尼系数由2009年的0.49缩小到2014年的0.47。事实上，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并不需要等到西方金融危机波及至国内时才干预市场，应利用制度优势主动及时地采取措施。近期国内股价波动强烈，在潜在危机爆发之前，我国政府主动采取了如大股东增持、董监高增持、股权激励等措施维护股价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缩小了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