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之后，中国各界似乎进入了深度迷茫和忧虑期。迷茫是对于改革的未知，忧虑是对于经济增率、PMI、银行坏账的担忧。当前到底是不是中国最艰难的时刻?改革究竟要如何推进?

10月10日，正值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恢复建院三十周年，“首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也在复旦大学谢希德报告厅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危机、转型、创新、动力”，国内各界首席经济学家校友齐聚一堂，为中国改革献言献策。其中包括：中国银监会国际部主任、雷曼兄弟原宏观经济学家范文仲，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赵扬，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部主管丁爽，瑞穗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等。会议分别由《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杨燕青、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蒋昌建主持。

范文仲：当前不是中国“最糟糕的时期”

范文仲表示，当前远不能称是“最糟糕的时期”。“我们远远经历过比这个更糟的时期，上世纪70年代末，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甚至涉及生死存亡;上世纪90年代初的治理整顿时期，我们面临高通胀、负经济增长的风险;再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那时中国银行坏账严重，外部统计达到20%以上，但是我们都挺过来了，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

回顾历次经济破局，上世纪90年代的证券市场重启和浦东开发为增长注入动力;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中国加入WTO以及房地产、商业银行改革，使得中国再度迎来十年黄金期。“因此有一定经济增长的压力并非坏事，因为改革都会改变既得利益，反而压力会给予我们更大的发展动力，因此当前是中国经济转型积蓄力量再出发的重要时期。”

问题来了，此时改革和增长的动力从何而来?范文仲指出，这需要从经济分析手段进行考量。“如果仍用凯恩斯‘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理论，便无法找到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因为投资增长会造成结构恶化，进出口当前为负增长，消费一时仍难以主导。”范文仲称。

“凯恩斯主义的增长模型是一个短期的经济分析框架。真正要说长期增长，应该用新古典的增长模型，即索罗模型（Solow Model），它的经济增长是根据L(劳动力)、K(资本)、A(技术)这些长期的要素来推动的。”

范文仲表示，从劳动力L而言，当前人口红利在减少，维持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将会使得人口结构进一步恶化，老龄化的问题会加速到来。“但是现在已经开始做一些调整，全面放开二胎或在酝酿，这对国家经济增长动力一个非常重大的改革决策。”

那么资本K从何而来? “就是通过改革把以前没有利用的这些经济资源明确产权，建立要素市场，使它变成资产，然后引入金融杠杆，使其可抵押、可贷款、可投资，把资产变成资本，那么这个K就有了。但如果是再如之前通过更加的负债高杠杆化来增加投资，肯定是不能持续的。”

至于技术A，范文仲认为互联网信息科技对经济技术的影响到了一个重要的时间，好比又一次工业革命的前夜。

此外， 创新也层出不穷。他举例称：“去年一年注册的企业数目是中国总数目的25%，就创新能力来看，今年上半年创新的专利增长量为30%，过去三年中国专利数增长率为全球第一。可见我们有一大批的国际化企业在崛起。”

赵扬：消费率上升是最大的改革动力

对于中国改革，赵扬则认为消费率上升是最大的动力。

他表示，中国的消费率大约是52%，全世界平均是75%，这是全球罕见的低消费率。“52%当然是有统计数据上的误差，如果做一些专业修正，中国实际消费率按照国际口径可能在60%左右，但也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我认为未来消费率每年能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

赵扬认为，在投资放缓、经济下行的过程中，自动带来了平衡机制，消费占比会上升，它也自然会带来改革的动力。“为什么说投资推动的经济不太容易带来创新?因为投资主要的执行人如地方政府、开发商、大国企，我如果是一个企业家，我在地方政府里有一个好朋友，就可以做生意了，为何要创新?但当消费占比上升的时候，你面对的是千家万户的消费者，没办法和他们拉关系，唯一的方法就是改善你的产品和服务质量，这只能通过压低你的产品价格。”

而上述所有只能通过创新来实现，“现在经济中创新能力这么足，所以我觉得改革动力从宏观角度来说是非常巨大的。”赵杨表示。

对于当前的市场波动，赵杨更是建议“不要把长期和短期问题搞混，不要把改革和短期的宏观政策调控对立起来。在经济下行压力特别大、可能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宏观经济就应该理直气壮地放松，不要认为这就是与改革方向对立，长期的问题有长期的方法通过改革去应对，短期避免经济大幅下行则可以通过宏观政策来做。”

丁爽：人民币不具备大幅贬值基础

近期，全球对于人民币贬值预期升温，此前路演密集的丁爽也感受到了这一预期，“在欧洲、美国、新加坡，90%的投资者都预期人民币要贬值。”不过，丁爽认为人民币没有大幅贬值基础，并从经常账户和贸易账户以及资本流动加以分析。

“一个是看经常账户和贸易，很多人觉得中国的贸易已经失去了竞争力，中国的出口从20%到30%的增长降到了-2%，但看一下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今年前8个月出口加权平均增长率是-5%或者更加负。”

他表示，即使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在过去12个月涨了12%-13%，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出口增长还是快于世界平均水平，从这个角度看，还不能说中国已经失去了竞争力。”

从资本流动而言，如果资本流出很大，其至少在短期内会对汇率造成压力。丁爽指出，“我们的估算是，如果除去直接投资，那些非直接投资的资本流出在去年5月至今有6500亿左右，这是一个很大规模的流出，但是这个流出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中国企业以前因为是借了美元的债务，或者是美元的短头寸，现在通过资本流出，很多短头寸得到了覆盖。”

因此他也表示，从实际的风险对冲的角度，资本外流是有一个限度的，最可怕的是投机性的外流，这是没有任何上限的，“但是中国并未开放资本账户，而且最近央行所采取的行动也是对于投机性的资本外流实行了更严格的管控。”

林采宜：美元在三年内将维持升值大趋势

由于8月11日人民币“一次性”贬值，全球资产配置的需求进一步凸显。尽管人民币大幅贬值预期有所减弱，但从理财角度而言，未来的趋势又应该如何把握?

林采宜指出，“大类资产配置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国别配置，其实选择标的不如选择经济体，所以从目前来看，美元资产是目前宏观周期下最推荐增持的一个资产品种，因为国别配置首先必须涉及到一个最重要的函数，就是汇率问题。”

她表示，美元在未来的三年会持续保持一个升值的大趋势。首先从全球货币政策分化的角度来看，目前的状态是全球皆松，唯美国从紧；从长期角度来看，货币汇率的长期走强需要三个条件，一是相对快的生产率提升，二是从紧的货币政策，三是相对高的风险偏好。

具体而言，首先从历史来看，美元指数升值的周期有4个：第一个是1980年-1985年，第二个是1995年-2000年，第三个是2008年，再一次就是从2014年下半年以来。除2008年危机以外，三次都是由美元利率的上升所推动的。历史虽然不完全一致，目前这次和1980年以及1995年的很多节奏是非常一致的，每一次长期的升值周期通常都在5年左右，美元指数上升，现在已经有1年了，还有3年以上时间。

第二，短期利率的上升趋势也已经形成共识; 第三，风险偏好在促使美国的企业信贷回升。“美国经过五年的去杠杆，现在它整个的企业、家庭负债率已经降到危机以前的平均水平以下，它的经济扩张的空间是相对比较宽松的。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现在企业的负债率是非常高的。一个是去杠杆结束、可以加杠杆的开端，另外一个是在去杠杆的过程当中，这一松一紧可以看出来两种货币汇率的基本走势。”林采宜分析称。

不过她也强调，8月11日后，央行维护人民币汇率的能力是强劲的，且最后贬值预期也已经减弱，加之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可随时调整，这是非常有效的控制手段。“这种情况下，虽然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和美元之间是既定的，但其幅度和节奏还是可控的。”

沈建光：国内对TPP的解读有点负面

对中国而言，改革和开放从来都应该同步推进，加入WTO是中国融入全球贸易的一大跃进，而眼下的另一大热词则是TPP。

北京时间10月5日晚，美日等12个太平洋周边国家宣布，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达成基本协议，同意进行自由贸易，并在投资及知识产权等广泛领域统一规范，然而中国并不在其中。一时间，国内对TPP的负面解读也占了主导。

“TPP是美国很明显的‘重返亚太’战略，但是中国对其‘孤立中国’的解读有点太负面。我个人看法是，现在对TPP应该是作为一种动力来处理，所谓的TPP对中国的威胁还非常遥远。”沈建光指出，美国国会通过TPP上面临阻力。

其实，奥巴马签订的贸易条款还没有法律效力，需国会进行新一轮投票。据了解，有22个议员进行表态，其中3位同意，9位反对，10位表示需要审议。

此外， 沈建光也表示，“当时中国政府加入WTO压力是巨大的，认为加入WTO就要对美国要开放农产品、金融和汽车市场，这三个行业都是灭顶之灾。但是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这三个领域在中国发展都非常快。进入WTO后，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一大贸易国。”

不过，沈建光也表示，“除贸易外，美国逐渐发现有很多投资方和服务贸易的规定，在WTO中没有硬性规定，所以TPP是一个新的规则，主要跟服务贸易、投资环境有关，这里包括国企体制、仲裁，都做了巨大的改变，而这个方面也表明中美大国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

对于TPP的利与弊，业内专家也表示，国贸规则是一点点发展起来的，开始是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削减关税壁垒，如WTO;而后来是应对服务贸易的发展、知识产权的冲突，又增加了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的内容，如TPP。从这个意义上讲，TPP需要重视，TPP未来5-10年会引领全球贸易协定和贸易投资规则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