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经典理论之所以谓之经典，往往在于其超越历史、超越常人的预见性。美国经济学家Iriving Fischer在1933年提出了“债务—通货紧缩”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过度负债和通货紧缩会相互作用、相互增强，最终导致经济衰退甚至严重的萧条。有分析师认为，中国目前正面临这种危险。

按照瑞银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的观点：中国现在正面临着债务-通缩陷阱。她在近日发布的研报中描述了这种风险假设：

不断增长的债务水平、走低的物价、疲弱的实体经济活动和高企的实际利率……这些都意味着中国的债务负担正急剧上升。随着企业销售额和现金流萎缩、物价水平下降，企业和地方政府将持续缺少足够的现金流来支撑他们的债务。

结果就是，这类企业将越来越依赖新的贷款来偿付现有债务，并为公司业务进行融资。这意味着，在企业投资和贷款需求都很疲弱的情况下，杠杆率仍将持续攀升。这会加重中国本就已经高企的债务负担。由于企业削减投资和生产计划以试图应对财务压力，从而创造了一个负反馈循环，由此产生的债务将进一步影响实体经济。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的资产质量将持续恶化，金融体系内的不良贷款率也将被推高。最终的结果是，更多的信贷风险将被暴露，比如未来几年可能出现推迟还债或者发生债务违约。

中国上市公司债务快速增长，西方机构此前就已对中国企业债务发出警告，今年7月的华尔街见闻文章提到，路透调查1400多家公司研究发现，中国的企业债规模已相当于GDP的160%，比例是美国的两倍，且在过去五年严重恶化。标普预计，未来五年，中国企业债将增长77%，达到28.8万亿美元。到2019年，中国的企业债将占全球这类债务总额的40%。

伴随着企业借贷规模的扩大，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风险也在攀升。中国银监会4日披露的数据显示，截止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从1.5%升至1.59%。

中国CPI近几个月持续低位，9月CPI同比增长1.6%，远低于3%的年度通胀目标，引发通缩预期升温。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表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内在通缩，PPI已经连续43个月负增长，且还没有看到明显的改善趋势。这值得忧虑，必须要解决通缩问题，否则中国就不能稳定在长期经济增长速度的水平上。

为了避开债务-通缩陷阱，中国有一些选择：

1、更多货币宽松政策

尽管货币宽松本身对支持实体经济增长作用有限，但它可以为财政措施和结构性改革扎根而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并减缓债务负担增加，限制由此产生的任何杠杆率的攀升。这些措施都能帮助缓和企业资产负债表恶化，减缓实体经济中不良贷款形成的步伐。货币宽松会抵抗通缩压力，并支撑名义GDP增速，也会帮助稳定或者遏制中国杠杆率攀升。

2、更快地进行重组，淘汰过剩产能，处理无法生存下去的公司，并处理坏账

政府应当允许不适合的企业破产，并更快速地改组无法独立生存的公司，包括国有企业，加快推进不良贷款中的坏账呆账，重组银行资产。后者可以通过降低银行股息、扩增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提高银行资本金来进行推动。

3、加强支持国内需求的政策措施，加快推进关键领域的结构性改革

政府将可能需要增加社会福利方面的财政支出，降低劳动者税负，进一步放开服务业领域，加速价格要素改革。通过清理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推进企业重组，这也将提振商业情绪，改善企业利润下滑的局面，并最终促成更具自主性和非债务密集型的经济增长。

一些分析人士相信，中国政府将来可能采取上述这些措施的一部分。因此，人们将关注点集中在近期中国高层正在讨论的十三五规划上。不过，法国兴业银行姚炜表示：

十八届五中全会不会有惊喜。政府发布了2.2万字的十三五规划建议，这为全会公报增添了一抹亮色，虽然不是很多。十三五规划全文将在明年3月的两会上公布。

正如我们预计，中国政府将未来五年的年均GDP增速从7%调整到6.5%。高层领导人强调，这个新的最低增速目标主要考虑到需要完成未来五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因此，这个问题没什么可讨论的。

关于关键的国有企业改革、财政和金融改革问题，在十三五建议中没什么值得一提。事实上，这份建议在这些问题上几乎没留什么空间。不过，明年公布的规划全文应该在这些问题上说得更多。建议还提到了一些其他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实现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