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量化投资、程序化交易、高频交易等术语，普通投资者往往会联想到“分分钟几千万上下”的天才操盘手、带有神秘色彩的投资机构、A股大跌“元凶”之一的“境外做空势力”……但在现实中，这些看上去高深莫测的投资方法远没有那么神秘，也远没有那样简单。

　　11月中旬，由高盛等多家金融机构组成的亚洲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致函中国证监会，称程序化交易相关新规将无意中破坏规模达1600亿美元的重要投资渠道，还会影响刚刚满一岁的沪港通。香港投资基金公会行政总裁黄王慈明也致信中国证监会，敦促其进一步明确规定管理范围。

　　事件的起因还要从首份对程序化交易进行规范的管理办法说起，中国证监会此前发布了《证券期货市场程序化交易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但市场各方对它的争论却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不少投资者将其解读为监管层出手“整治”量化投资以及高频交易的操作手法。事实上，新规发布后坐不住的不仅是“境外做空势力”，同时被误伤的还有通过沪港通交易的香港投资方以及在中国大陆运用相关策略交易的投资者。

　　“从限制期货日开仓手数、提高手续费到发布程序化交易管理办法，监管层发布的政策对高频交易甚至量化投资整体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也导致中金所交易量大幅缩水，对市场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在国外有相关经验的量化投资从业者董可人告诉记者。

　　那么，在当前新的监管趋势下，量化投资等方法在国内是否还有用武之地？当外界谈及量化、高频、程序化这些专业术语时，又是否真正了解它们呢？

　　量化无罪 对冲其罪？

　　“量化投资、程序化交易、高频交易这些概念不属于同一个维度，它们呈现的是夹角关系，而不是人们理解的并列或者从属关系。目前国内还不存在一个官方的定义，网上可查的资料也已经过时，我一直在试图为它们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在北京中关村(000931,股吧)大街的办公室里，量邦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大学对冲基金实验室主任冯永昌对记者感慨道。

　　冯永昌曾在嘉实基金供职，见证了国内第一只量化公募基金的成立，他之后创办的量邦科技、微量网、对冲汇、量客投资以及北大对冲基金实验室等公司、机构也都紧紧围绕量化投资而设立。据其介绍，国内的量化投资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而最近程序化交易监管新规的发布正是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转折点。

　　冯永昌认为，量化投资是指把人的投资思想变量化、规则化、系统化，形成特定的交易信号，比如以量化的方式选股或者确定股指期货的买卖时点，而在交易的执行阶段可以使用计算机也可以手动下单。

　　根据这一解释，量化投资分为量化研究和量化交易，与高频交易和程序化交易并不等同，它们仅是量化交易的一些情形。国内自2008年成立首只量化公募基金以来，通过量化方式选股成为一种特有的投资方式，这也正是量化投资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量化投资仅仅局限在量化选股上。

　　量化投资的全面发展则依赖于2010年4月16日沪深300股指期货的推出。通过股指期货这一对冲工具，量化投资从业者可以进一步减小风险，获得更加稳健的投资收益。随着此后私募基金阳光化及私募基金管理人牌照的发放，量化投资方法也更多地被私募基金使用，这一全面发展阶段是量化投资发展的第二阶段，也让量化对冲基金被人们所熟知。

　　在量化投资方法被广泛运用的同时，国内监管层并未出台相应的监管政策，直到2015年A股大起大落之后，监管层出台了一系列与量化投资发展息息相关的政策，这才进入了量化投资发展的第三阶段。

　　从具体交易策略上看，冯永昌介绍称阿尔法策略（属于相对价值策略）在所有量化投资策略里可以占到70%，是最主流的交易策略，这种策略简单地说是通过量化的多因素模型选股，买入一个投资组合，再卖空一个投资组合，之后厘定参数，确定交易频率、交易信号、交易规模。例如买入一揽子股票再卖出对应的股指期货，这种操作手法可以降低系统性风险，获取稳健的收益。

　　可以发现，当限制股指期货日开仓手数的监管规定发布后，并不是所有量化投资都受到了影响，只是量化投资策略中专注于股指期货的趋势投机策略受到了限制。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股指期货的出现刺激了国内量化投资的发展，但量化投资的几种主流策略依然主要靠跑赢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