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上午，国泰君安国际发布公告显示，公司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阎峰已失联近一周。

国泰君安国际称，公司自2015年11月18日开始未能与阎峰取得联络，11月22日董事会决议通过为人执行董事及副行政总裁祁海英代行董事会主席职务，执行董事及副行政总裁王冬青代行行政总裁职务。

而昨日下午，阎峰的消息再次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阎峰因涉证监会副主席姚刚案被带走调查。

今年以来，证监系统掀起反腐风暴，已有多名官员落马。而至少7人的金融从业生涯，均与证监会副主席姚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经常说起“老领导” 姚刚来港必见面

金融圈子里的人都知道，阎峰与姚刚关系“很好”。与阎峰的交谈中，经常可以听到他说起口中的“老领导”。

法晚记者了解到，其实姚刚与阎峰公开的交集似乎并不多。1998年初，时任证监会期货监管部主任的姚刚被任命为君安证券董事长，主持君安证券与国泰证券的合并事宜。次年8月，国泰与君安证券完成合并后，姚刚被任命为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一直任职到2002年。

据财新报道，两名券商人士透露，阎峰曾任姚时期的办公室主任。公开信息则显示，1998年2月至1999年8月，阎峰担任君安证券有限公司机构客户部总经理;1999年8月至11月，阎峰担任国泰君安证券深圳公司办公室主任。

尽管公开的交集看似并不多，但阎峰与姚刚的关系不一般，姚刚每次来香港，“必与阎峰会面，”有熟悉阎峰的人士说到。

姚刚为目前证监会落马的最高官员

今年11月13日，中纪委发布消息，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席姚刚接受组织调查。

目前，姚刚成为自证监会成立以来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此前落马的证监会最高级别官员，是时任证监会主席助理的张育军。

据中纪委11月13日晚通报，姚刚接受调查的原因，通报中的措辞为“涉嫌严重违纪”。

法晚记者了解到，据公开资料显示，姚刚是山西文水人，1993年起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期货监管部副主任、主任;1999年进入国泰君安，担任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2002年离开国泰君安，重返证监会，就担任发行监管部主任这一要职。

他2008年升任证监会副主席后，依然分管发行监管部，掌控A股市场IPO发审大权长达13年之久，一度被业内戏称为“发审皇帝”。

姚刚“朋友圈”至少7人落马

今年以来，证监系统上下多名官员被查，而包括阎峰在内，其中至少7人，都依附于姚刚的“朋友圈”。

今年6月20日，据中纪委通报，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处长李志玲因配偶违规买卖股票，受到行政开除处分。同时，因涉嫌职务犯罪，李志玲已被移送司法机关。

7月，证监会原发审委委员邓瑞祥涉“老鼠仓”案开庭。据调查，邓瑞祥在2009年3月到2013年8月，涉嫌利用“老鼠仓”交易41只股票，趋同交易金额2.3亿元，盈利约700万元。

8月7日，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原局长李量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据公开报道，李量是姚刚的前下属，他和姚刚的儿子姚亮共同卷入方正李友行贿案。据中纪委通报，李量“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收受礼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

曾任姚刚上一任秘书的刘书帆则在8月30日因涉嫌内幕交易、伪造公文印章、受贿等犯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当时，刘书帆的职位是证监会发行部三处处长，主要负责创业板企业发行的法律审核工作，为姚刚的直接下级。

9月16日，证监会原主席助理张育军被查。张育军是与姚刚共事20年的老搭档，今年7、8月股灾期间，张育军和姚刚联手组织救市工作，被称为“救火队长”。

本月18日，就要姚刚落马的5天后，证监会稽查总队副队长习龙生近日被从办公室带走，据媒体报道，身为稽查总队副队长的习龙生，很早就做过证监会发行部发审处处长，负责过发审委员的排期，彼时的直接领导为姚刚。当年对于一些重大敏感的发行项目，习龙生可以直接报送姚刚。

证监会：压缩自由裁量空间

今年起于6月的股灾，给原本蒸蒸日上的A股造成了极大的动荡。

对此，7月9日上午，公安部副部长孟庆丰带队到证监会，会同证监会排查近期恶意卖空股票与股指的线索，拉开了“重拳救市”的序幕。

9月23日，最高检公诉厅副厅长聂建华回应打击股市恶意做空时表示，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相关案件，我们会加快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的进度，对构成犯罪的，依法提起公诉，保持对金融犯罪高压打击态势，维护金融市场秩序。

而10月，今年中央第三轮巡视全面展开，此轮巡视的重点刮向“一行三会”，由中央第七巡视组进驻证监会开展专项巡视。

在工作动员会上，证监会党委书记肖刚表示，全力支持巡视，主动接受“全面体检”。

与此同时，证监会内部开始重新看待简政放权的问题。

在姚刚被宣布接受调查当日，肖钢主持召开了证监会党委会。在这场深夜召开的会议上，反思教训成为主要议题。会议要求，要完善权力运行机制，压缩自由裁量空间，在发行上市、机构监管、并购重组、稽查执法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强化权力约束机制，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