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母鸡和一只兔子从空中坠落，当然是母鸡生存下来的概率远远高于兔子，虽然母鸡有两只不会飞翔的翅膀，但扑腾几下，会减缓下落的速度，大大增加生存下来的概率。这是理查德·道金斯在他那本很著名的书《盲眼钟表匠》中，反驳他人的一种观点：眼睛的复杂程度是如此地令人惊叹，不可能是进化来的；雄鹰能在万里长空自由翱翔，也不是进化来的。

道金斯指出，无论是眼睛，还是鸟类飞翔，都是一步步进化来的。比如动物最早并没有翅膀。刚开始的时候，只是身体某个部位凸出来，但这个凸出，在下落过程中，可能会挂在某个树杈上，从而增加生存机会，然后逐渐地变得更大，最后翅膀就一步一步演化成目前这个样子——使得鸟类能在空中自由地翱翔。

但是，鸟类可从来不懂得什么空气动力学。它也并不需要去学习这些，它的飞行能力，是随着翅膀的完善而不断地壮大的，犹如我们最早期折腾飞机一样。最早的飞机，不，那时只能称之为滑翔机，是一批出于狂热的好奇和兴趣的爱好者，不断地琢磨如何才能像鸟类一样在空中翱翔，一代又一代，不断地实践和试错；而空气流体动力学的知识，依然还是个空白。但是慢慢地折腾来折腾去，就有了莱特兄弟的第一架飞机。

帕罗步·特里亚纳的《教鸟儿飞行：量化模型是否会摧毁金融市场》，极受塔勒布的推崇，全书主要是阐述三点内容：量化模型到底有没有用？量化模型对市场是不是有害的？量化投资能获得合理的回报么？

从书的标题就可以看出，特里亚纳对量化模型持有的态度，跟塔勒布、巴菲特是一致的。

金融学不可能是一门科学

金融模型试图基于市场参与者过去的行为，来预测当前以及未来的行为，而这种预测的理论基础显然是不成立的。80后在资本市场的行为，肯定不同于70后，著名的美国长期资本倒闭的事件，可以帮我们很好地了解这一点：由于它的头寸是如此地巨大，之前从未有过，实际上此时它已经改变了游戏规则和概率分布。

量化投资最著名的机构莫过于文艺复兴时代公司了，它的掌舵者西蒙斯在一次大会上回答这样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发表研究成果？也就是你所采用的交易方法的理论基础？”“也许你退出市场之后可以发表”。西蒙斯回答道，没有什么可以发表的，因为它不是物理学，市场没有根本法则、固定套路，没有一成不变的定律。在金融市场上，不可能有那种理论可以一如既往地指导人们，即使是爱因斯坦和牛顿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和物理学领域不一样，金融领域是不可驯服的，也是没有规则可言。

是的。规律的存在分为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上帝创造的，永远正确，因此牛顿和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存在就是去寻找上帝创造的这些规律，一旦找到，可以永恒地指导我们，因为上帝是不会经常改变规律。另一种可能是，这些规律是由上帝的创造物——谦卑的人类制定的。

精确的模型和预测在物理学领域是可能存在的，也确实存在，然而在金融学领域却几乎不可能。因为资产价格最终取决于数以百万计的个人投资者的行为，取决于他们的不断买进卖出。

物理学可以找到真相，因为在物理学领域，真相确实存在。一旦大自然中明确的机械原理被哪个聪明的科学家所发现，它就不会改变，然而金融资产价值却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实际上它每时都在变，因为通过人类追求实用性的不可预知的行动，金融市场每一分钟都在创造一种新的现实。

量化模型的错误

特里亚纳在书中主要举证证明量化金融的两大内容，或者说基石的错误所在。一是在险价值，二是BSM模型。

在险价值不仅无法测量、预防或者预测巨大的风险，反而有助于风险的发生。它撇开了极端事件，并且极大地低估了黑天鹅事件发生的概率。它可以让风险数值变得如此之低，以至于人们心安理得，进而使得风险肆虐。在95%或者99%（甚至99.9%）的置信水平的基础上，交易的风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而使交易畅通无阻，然后就是该机构建立了巨大的杠杆头寸。

在险价值是什么？它是基于模型的数字，被用来表明一个金融资产的投资组合未来可能的最大损失，这种投资组合是建立在过去的历史数据和关于市场如何运作的特定概率假设的基础上的。在险价值假定，世界是由正态所统治的，在这里，罕见事件是非常不可能发生的。它认为过去可能很好地指引未来。借用标准金融理论的说法，在险价值取决于两个变量（标准偏差和相关系数），而这些变量只有当市场服从正态分布的情形下才是有效的。

然而，罕见事件其实并不罕见，而且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在险价值所假设的正态世界中那种发生概率很低的意外事件，在现实世界中不但肯定会发生，而且还很频繁。

对这个问题研究最深，对量化金融最深恶痛绝的莫过于塔勒布。他与埃斯彭.豪格在2007年底发表了一篇论文，列出了举世震惊的三条论点：BSM模型是没有用的；BSM模型是没有存在必要的；BSM模型并不是原创的。

基本上，BSM模型不靠谱的依据是：第一，它的假设条件并不成立；第二，多次出现的“黑色星期一”黑天鹅，已经足够摧毁BSM模型的正确性。有一年在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上，巴菲特也详细地介绍了他对BSM模型的看法：BSM模型大多数时间是正确的，在它正确的时候，我们不行动；当它错误的时候，我们才会采取行动。最可笑的是，BSM模型假设一家股价在100美元的好公司，它的股价上涨和下跌100美元的概率竟然是一样的。有一次，我们与华尔街的一个机构买卖期权，我们指出BSM模型不适用于这个期权价格定价，但那个机构坚持使用BSM模型来计算价格，于是我们被迫多赚了9000多万美元。

所以一切都回到一个问题上，如果概率分布是固定的，而且有个每5年就会发生一次的事件，那么这个世界还是挺美好的。风险跟方差完全是两码事。大多数人相信方差就是风险，实际上，风险不是方差，除非风险服从对称的正态分布。风险是真正的能够伤害你的东西，致你于死地的东西。能够伤害你的是一次巨大的下行，而这些方差并不能告诉你。

量化模型的危害

给人一张错误的地图，远比没有地图害处更加大。

从投资者角度而言，量化交易的危害，维克多·尼德霍夫的经历可以作为最佳案例，非常典型。尼德霍夫是美国一位经验丰富的投机商，他认为自己摸清了期权交易的规律，通过卖出看上去未来绝无可能执行的价外看跌期权，通过赚取期权费而获取可观的回报，并一度成为全球最佳对冲基金经理人。当时塔勒布还是初出茅庐，而尼德霍夫已经全球著名。有一天，尼德霍夫注意到塔勒布发表的一篇关于量化交易的文章而约谈他。当塔勒布从尼德霍夫家出来的时候，已经肯定尼德霍夫最终将会被市场击溃。因为他和长期资本公司一样，都不懂“肥尾”的含义！果然不久，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尼德霍夫和LTCM都损失惨重。尼德霍夫被迫通过拍卖自己的个人财务来弥补损失。但是尼德霍夫以巨大的名声，再次募集了资金，他把这一切归咎于无人可以预测的市场动态。尼德霍夫在“正常的市场”盈利几年后，10年内经历了第二次破产，这一次，是2007年的金融危机。

从系统风险的角度而言，1929年的大崩溃、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银行危机、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1994年的债券市场崩溃（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以俄罗斯违约为直接诱因的长期资本公司危机、2000年的纳斯达克危机、2001年的安然破产、2002年的世通通信破产事件，以及最近的2007年的金融危机，都是没有被预测到而又极具有破坏力的事件。当模型无法覆盖这些意外事件的时候，模型究竟有何意义？被用来评价和评估信用结构、测量未来波动并设定资本支出的模型和风险指标促进了自满和有害力量的滋长。

很有趣的是，特里亚纳在书里两次质疑巴菲特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卖空看空期权的行为。当时，巴菲特大约卖出了371亿元的看空期权，收到期权费49亿元。从相关信息推测，巴菲特卖出期权的点位大约是1300点，也即，如果在2019年之后，标普500指数如果低于1300点，巴菲特将要根据具体点位，而赔偿买家的一部分损失；如果跌到零，差不多要赔371亿元。最后一个合约是在2028年到期。在这期间，巴菲特当然可以运用他收到的49亿美元的期权费进行投资。这笔买卖，巴菲特是很得意的——得意之中还含有讽刺市场这个傻子的内容。目前，标普500点位在2000点。当然我们不能100%肯定，到2028年标普500绝对不会低于1300点，但这笔买卖是否划算，可以轻易地去判断。但特里亚纳却两次质疑，不能不说，即使很理性的人，有时候也是难免很不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