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瑞联银任职时，与老板合作愉快。他对我很信任，有问必答。

有一次我远远看到（瑞联银的美国分部有世界最大的银行交易厅，超过一个足球场大，四层楼高）他和他的执行助手（瑞联银美国分部股票销售交易的主管，Head of Equity Sales-Trading；和我同级，但是较资深）在一起讨论一件事。

两人的肢体语言都露出鄙视不屑的态度。

我好奇心起，就走过去询问是怎么回事。

原来附近的一家对冲基金，叫做SAC Capital（因老板Steven A. Cohen而命名），邀请了我的老板去“谈生意”，但是他知道SAC的生意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只派了他的助手赴约，那人刚回来汇报。

当时我还年轻，对华尔街的内幕所知不多，连SAC Capital都没听说过，所以就请老板详细解释一番。

原来SAC是华尔街最赚钱的对冲基金之一，它的专业就在于内线消息。

一般搞内线消息是想办法收买大公司里的中级主管，提早几天收到财务报表或资产重组的消息；在这方面SAC和同在附近的Galleon都是大户。

但是Steven Cohen觉得赚得还不够，于是把主意打上了另外一种内线消息，就是每天养老基金（Pension Fund）和共同基金（Mutual Fund）通过大银行向股票市场下的单子。

美国的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的资产一般以千亿美元计，它们下的单子也通常一笔就上亿甚至几十亿，那当然是不可能马上买卖结束的，至少要一天，有时如果要小心谨慎不惊动市场，会要超过一周才能全部填完。

SAC只要在单子刚下的时候接到消息，就可以跑在前面（这叫Front-Running），抢先买下一大笔股票，然后等着真正的大单子把价钱推上去，稳赚不赔。

但是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行内叫做“Buy Side”，“买方”）的专业就在于避免大单被Front-Run，所以内部的管理很严，要收买他们的职员并不容易，于是Cohen想出了一个计策：

既然这些单子终究还是要交给银行的交易部门（行内叫做“Sell Side”，“卖方”）来执行，那么从那里着手也是一样的。

Cohen也不必去收买银行职员，他直接和各银行的股票交易主管联络，邀请他们“投资入股”到SAC的基金里。

这些内线交易的基金稳赚不赔，年报酬率在100%以上；Cohen拿一半利润，投资人拿另一半，那还是比存钱到共同基金平均一年不到5%的报酬率高出10倍有余。

大家互相挤挤眼，有大单子进来的时候打电话到SAC去聊聊天，如此一来，Cohen既不须冒着留下证据的危险付钱买消息，而且也不用担心消息来源会欠缺动力，因爲每一通电话都自动代表着几千万美元的利润。

据我所知，我的老板是当时在美国的所有主要银行中，唯一一个拒绝入股SAC的基金的股票交易主管。

SAC在过去20多年，风光得意，平均年入40-50亿美元（这些钱最终来自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背后的小投资人），Cohen的个人财产据称在200亿美元以上，是康州的第一富豪。

SAC和其他搞内线交易的对冲基金风光了这么久，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条产业链，任何想赚外快的上市公司职员都可以找上专门的“中介顾问”，拿自己的内线消息待价而沽。

专职负责取缔内线交易的SEC根本就没有探员，任职的律师一心纸想巴结上大银行或基金，希望可以早日由官变商领高薪，怎么可能会浪费时间去办这种喫力不讨好的事？

这个局面一直到2009年才有了转变：一个有野心、有理想的新人升任纽约南区联邦检察长（US Attorney for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负责纽约市和附近的好几个县，所以对金融罪案有管辖权），他的名字叫Preet Bharara。

Bharara出生于印度，随父母移民至新泽西长大，是锡克教徒；在上任前已经当了5年的曼哈顿联邦助理检察长，对华尔街的非法勾当十分熟悉，但是他的前任祇关心建立人脉（这人后来转任一个大律师事务所的高管），不放手让他抓大鱼。

他一旦独当一面，马上就把内线交易做爲办案的主要方向之一， 6年下来，一连起诉了88个案，成功定罪了其中的87个，包括Galleon基金的董事长和一名高盛董事会的成员，惊动了整个美国金融业。

他最重要的失败就是Steven Cohen，这是因爲Cohen一直都不留下直接的证据，总是由手下当白手套；Bharara一连定罪了八名SAC的交易员，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愿意当污点证人（Cohen钱太多，付出的封口费太诱人），最后纸好跟SAC和解，罚了4亿美元了事。

这是美国法律史上最高的和解罚金，但是纸占Cohen财产的2%不到。

这样铁面无私的官僚，动了几个大财阀的蛋糕，几年下来反扑是必然的。

不过我本来以为他们会从Bharara的职位着手，没想到这些人在商言商（It is just Business, nothing personal.），倒不把它当做私仇，只是着重在一劳永逸，从根本上杜绝了联邦司法系统阻挡他们财路的可能。

他们的入手点是一个叫Anthony Chiasson的交易员，他原本在SAC任职，后来拿了Cohen的钱开了一家卫星基金，继续搞内线交易的老勾当。

他被定罪之后，上诉到联邦上诉法庭，理由是Bharara没有查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过程，也就是他在Dell和nVidia的“朋友”们纸是好意提醒他；

上诉法官居然采纳了这种荒唐的借口，创下了新的判例，宣布纸要没有找到金钱交易的证据，内线消息就不算违法。

如此一来，Bharara或是其他有心办案的官员就算有通天的本事，也不可能再定任何内线基金的罪了，因爲他们有太多的手段来避免留下金钱直接转手的痕迹，例如可以“捐钱”给内线来源创办并主管的“慈善机构”，或者用现钞交易，或者是经过Cayman Island的银行来汇钱。

这还不够，上诉法官还要求必须能证明内线消息传递的每一个环节都知道消息是非法的，这在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被满足，几个人随便撒个谎，检查官就没辙了。

Bharara当然知道事态之严重，所以立刻再上诉到最高法院。上周最高法院决定不予受理，也就是接受上诉法庭的判例。

这就是当下美国的法治：法律名义上还在，程序也被严格遵守，但是实际上任何敢阻挠财阀的政治力量都被完全阉割了。

明明这些财阀就是职业罪犯，纸不过是很成功的罪犯，但是他们钱够多了，连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也会绕着弯来庇护他们，让他们能继续搜刮财富。

换句话说，美国的法院就是爲有钱人开的，所谓的正义、平等，都纸是哄人的谎言。

作者：王孟源，长於台南，清大学物理系毕业，哈佛大学物理硕士及博士，后转往金融界，历任巴黎银行研究主管，瑞士联合银行经理，瑞士信托经理，现已退休。业余兴趣在於研究经济，军事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