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受制于债务问题的困扰，宏观结构调整的压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剧烈振荡，发达国家以及更大范围的发展中国家均经历了较为类似的过程，我国的情况尤甚。2011年后进入宏观债务杠杆冲顶阶段，传统经济进入趋势性去杠杆阶段，经济增长、企业盈利压力加大，债务违约面不断扩大，但是经济寒冬的背景下，消费却呈现出繁荣景象，这本身是经济结构问题造成的结果，同时也是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出路。

最近几年春节回乡明显感觉，国有企业的员工收入不断缩水，甚至开启了休工和下岗模式，传统制造业更严重，但是基层的县城和乡镇里汽车数量明显增多，电影院也出现了热闹的景象。理论上讲，经济和消费具有较为明显的周期同步性，但最近几年我国却出现了较大的背离，经济持续下行与消费平稳甚至略有回升并存。

虽然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从2011年的14.2%大幅放缓至2015年的6.3%，但201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同比增速保持在10.5%，与2011年的11.2%相比变化不大。此外，自2014年以来，一些中端可选消费类产品的消费增速出现温和回升，尤其是“悦己”类消费升级产品，如手机、化妆品、服装和珠宝首饰。另一方面，尽管企业盈利能力显著恶化，但一些通常被认为具有较强“周期性”的家庭支出仍录得稳健的销售增长，如住宅、汽车、旅游等。

如果说社会进步下消费升级是较为合理的现象，则周期性较强的消费支出在经济下行中的加速增长则显得难以理解。消费支出的决定因素主要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基本上消费增长和收入增长同步变动，而与边际消费倾向的关系呈倒“U”形，即中产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最大，而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快速降低。

2011年以来，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基本持平，保持在10%左右，持续跑赢GDP增速，而企业利润同比增速从2011年的30%以上大幅下滑至2015年的负增长，同时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持续扩大至接近50%。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和政府补贴消费等也提升了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企业部门、尤其是能源与银行部门的收入下降为居民部门让利，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对工资的增长有所支撑。

本质上人口结构走过刘易斯拐点后，劳动力减少而报酬上升，资本回报率下降、投资效率递减，宏观经济在供给侧产生了明显的约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近年来消费的增长凸显了经济的结构性矛盾。

人口结构步入老龄化后，储蓄率下降，投资率随之减少，而消费率上升，与此同时，金融资产和商品价格面临下跌压力，将倒逼经济结构的转型。如果参照成熟经济体的发展模式，投资占比下降，消费贡献度抬升是一个合理的发展方向，但是必须是建立在供给侧改革推进下供给方的合理化以及居民收入良性增长基础上，而不是投资萎靡导致消费占比被动增加的数字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