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见顶于4万亿美元之后，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就在不断减少。有关于中国外储流逝风险的讨论也逐渐成为市场的热点。按照Kyle Bass使用IMF的计算方法，中国外储已经进入危险水平，并且可能重演1997年韩国和1992年英国的货币危机。但是佩蒂斯对此有不同的观点。

Bass提出了两种假设：按照过去20个月内的流出速度，大约需要7年多中国外储才会消耗殆尽。当然如果出现进一步加速——最近三个月的流逝速度的话，三年内就会出现同样的结果。

当然，这些假设的前提都是中国的确需要足够规模的外汇储备。如果中国本身并不需要庞大的外储，或者合理的水平不是2.7万亿美元呢？

首先一点，和许多教科书中的情况不同，中国并没有大量的外币借贷。截止到2014年末，中国只有1万多亿美元的外债规模，大约是中国总债务的4%。并且其中大量的外债随着近期的资本外流和外储流逝已经得到偿还。

此外，和沙特和挪威需要囤积外汇储备来面对大宗商品价格低迷的未雨绸缪不同，中国并不依赖大宗商品出口。事实上，在全球贸易萎缩的大环境之下，中国的出口份额不减反增。

更为重要的是，过去数年持续的经常帐盈余已经使得中国家庭和商业囤积了大量的外币资产，其规模升值超过了官方的外汇储备。

因此，从这些角度来看，很难说中国到底需要多大的外储规模才是合理的；或者说，中国是否需要外汇储备都是值得商榷的。

佩蒂斯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此做了分析：

货币基础对于评估外储合理规模显然十分重要。按照中国的M2规模，中国至少需要2.7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我们在评估货币总量的时候，使用的假设是建立在国与国之间拥有类似的金融体系、监管系统、债务水平等等。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的M2和美国、尼日利亚、瑞士或其他国家的M2不可简单划上等号。因此中国M2的影响力也不可能和其他国家的M2影响力一视同仁。

独特的银行体系，尤其是大量的坏账规模令中国尤其独特性。

坏账可以定义为一种“死亡”的资产。坏账减记理论上不会影响M2——因为是存款而非贷款构成了M2的定义。但是同时，我们又将货币供给视为一种债务，尽管其本身是以金融资产的形式存在的。

考虑到中国银行体系内(未浮出水平)的坏账规模要比其他国家要大，中国M2的实际规模是需要下修的。

长期以来，我一直怀疑中国通胀水平无法和其货币扩张保持同步的原因是坏账规模限制了货币供给的实际规模。可以直观的想象一下，如果其他一个国家拥有健康的银行体系、没有任何坏账，同样的M2数据的意义和中国会大为不同。

在信贷扩张14-15%的情况下，实际名义经济增长只有6%，并且存在显著的通缩风险，这可能只是中国特色。

因此，以IMF的计算方式，中国实际的外储规模安全下限很有可能只有Bass所预计的一半之多。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外储流逝到危险水平所需要的时间会比Bass预期的要更久。

不过佩蒂斯也指出，虽然维稳人民币所需要的外储规模比理论数据要小，但是在控制资本外流上，中国依然不可掉以轻心。

资本外流迫使中国央行收缩资产负债表。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对于去强制杠杆和帮助家庭债务再平衡有益，并且从中长期来看利好中国经济。但是短期来看，会加剧金融市场的借贷压力，导致借贷者和银行很难降杠杆。此外，过于激进的紧缩也会破坏现有的调整过程，并加大整体的再平衡成本。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对冲外汇流失，但是降准的传导路径并非直线型，而且也会带来副作用——促使大型银行向自身存在问题的国企发放更多的贷款。

允许人民币自有浮动也不会带来实际意义。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并非来自于基本面因素，贸易帐和经常帐的表现证明资本流动才是关键。

在贬值预期之下，人民币存在更多的下行压力，这也会引发中国抛售更多的外汇储备。负反馈之下，2.7万亿美元被很多分析师视为人民币下行螺旋的关键点。

佩蒂斯最后总结称，在最坏的无序情况下，人民币可能大贬五成才会得到价值投资者的重新青睐。但是他坚持认为，在实际的基本面状况下，人民币依然处于被低估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