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致命的不关联性，导致“只有锤子的人”综合症，经常高估自身的价值。

我想出了一个现代的名词为怀特海不喜欢的方法命名，那就是“痴狂”。这是一种完全疯狂的表现方式，经济学像其他学科一样太孤立了。

这种失败的本质造成了我常说的“只有锤子的人”综合症，这种说法来自一句俗话：对于一个只有一把锤子的人，任何问题看起来都很像钉子。

由于“只有锤子的人”综合症的出现，对于一个笨手笨脚的人而言，配备全套的工具是唯一的秘方——你不只是有一把锤子，你得有所有的工具，这样你就会有不止一种的策略。

你必须使用那些工具清单，否则你就会错失很多机会。但如果你拥有完整的一套工具清单，在脑海里一一按清单回顾，你就会找到用别的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的答案。

你明明知道它们的重要性，却没有数据支撑。实际上，每个人都会：

（1）高估有数据支撑的材料；

（2）不会把那些可能更重要但难以权衡的材料列入全盘考虑。这也是我一生努力避免的错误，我一点也不后悔自己一直这样坚持。

摩尔根是近代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之一。当他到加州理工学院时，他采用一套非常有趣而又极端的方法，以避免多计算能被计算的、少计算不能被计算的错误。加州理工学院到处都有弗里登电动台式计算机，但摩尔根禁止生物学系使用弗里登电动台式计算机。

他回答说：“我就像1894年沿着萨克拉门托河河岸寻找金子的人，凭借一点智慧，我就能摸到、捡起一大块天然金子。只要我能做到，就不会让我系里的人在沙矿开采中浪费稀有的资源。

但令人吃惊的是，如果你有几种好的智力谋略，你不做沙矿开采比能不断地用托马斯·亨特·摩尔根所采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第二、没有遵循自然科学的根本的、完整的思想

曼昆研究经济学的方法的错误在于他从来不加归类地汲取其他学科的营养，从来不标出他的“舶来品”是来自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博弈论或是本来是什么，他完全不把这种概念归于其源头的基础知识。

如果你不那样做，就像在使用无序的档案系统管理公司，会降低你的实力。尽管如此，若他吸收了一直以来对我帮助很大的自然科学的精华，会做得更好。

我为曼昆不加归类的拿来主义命了名，有时我称之为“随心所欲”，有时我称之为“吉卜林主义”。

当我称之为“吉卜林主义”是，我想让你们思想吉卜林的诗歌，好像是这样的：“当荷马弹起他美妙的七弦琴时，他听到人们在歌唱，在大地、在海边。他想他或许会需要，他走了过去，记录了下来，正像我一样。”

曼昆就是这样做的，他就是直接拿来所用。这比不拿好，但比起不假思索、全盘吸收以及全盘运用，随意删减要糟糕得多。

第三、物理妨羡

这个词是借用世界上伟大的愚人之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描绘的阴茎妨羡，他在他的那个年代很受欢迎，这种观念也广泛流行。

物理妨羡对于经济学影响的坏例子之一是导致固定模式的有效市场理论的采纳。逻辑上，当你按照这个错误的理论推断，你会得出像任何公司买自己的股票都是错误的结论。

在经济学中，那种精确的、可靠的公式不可能会有的，包括波耳兹曼常数在内。对于物理方式的精确追求对人们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像来自麦肯锡的那个可怜的傻瓜。

爱因斯坦强调简单，他的名言就是“一切都应尽量简单，但又不可过于简单”。斯达恩似乎也有类似重复的说法，我也很喜欢：“如果某物不能永存，它最终就会消亡”。

说到莎朗·斯通对这门学科的贡献，是因为她曾被问及她是否有过“阴茎妨羡”的烦恼，她回答说：“绝对没有，我已经对付不了我现有的烦恼了。”

当我谈到这种偏颇的精确，即对于可靠的、精确的公式的希望，我想起了阿瑟·拉弗，他的麻烦就在于他对于偏颇的精确过于热衷，那不是成人处理自己事情的方式。

但一旦你把许多偏颇的精确放入像经济学这样复杂的体系中，错误累积起来比麦肯锡公司不够资格的合作伙伴在为《华盛顿邮报》做咨询时所犯的错误更糟糕。所以说经济学应该效法物理学的基本思想，而不能苛求物理学公式中寻求精确的方式，经济学如果那样做将会频频出错。

第四、过于强调宏观经济学

我要批驳的第四点是过于强调宏观经济学而对微观经济学重视不足。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就像不懂解剖学和化学而试图去掌握医学。微观经济学也很有趣，它不仅可以帮助你正确地理解宏观经济学，而且是个练杂耍的好地方。

让我通过解决两个微观经济学问题来证明微观经济学的力量，一个简单些，另一个稍难些。

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伯克夏·哈撒韦在堪萨斯城刚刚新开了一家家具和家电商店，在伯克夏刚刚开这家店的时候，全国最大的销售家具家电的商店是伯克夏的另外一家店，每年销售额达3500万美元。在陌生城市里的新店开始的销售额达5000万美元之多。从开业的那天起，3200个停车位每天都爆满。因为建筑师不懂生理学，女士洗手间外排起了长龙。这家店经营得非常成功。

现在你怎么解释它的巨大成功呢？好，让我来告诉你们吧。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经营一家高价店是不会取得巨大成功的。如果经营价值达5000万元的家具，那家店的规模一定很大，因为家具本身体积就很大。大店有什么优势？它有大量可选择的品种。所以除了具备低价、选择范围广的商品之外，还有什么可能会促成这样大的成功呢？

开一家这样大规模的店要花一大笔钱呢，所以以前没有人做过。这样，你又讯速找到了答案。当你有了几个基本概念之后，这些看起来很难解决的微观经济学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我再给你出个稍微难一点的问题：在西北部有一个叫莱斯·史瓦布的轮胎连锁店，在过去50年间一点点夯实了基础，逐步走向成功并开始和生产轮胎的大公司所属的分店竞争，在与好事多超市和山姆会员店等连锁超市的竞争中，莱斯·史瓦布连锁店以价格折扣取胜而崛起，现在是史瓦布连锁店的销售额达到了上千万，莱斯·史瓦布已80几岁了，没有什么教育背景，竟然完成了这么伟大的事业，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个人一定做了很多正确的事情，在他所做的事情中他一定利用了曼昆称之为“激励超力”的法则，有一套非常灵活的激励系统来提高人们为其工作的积极性，还会有灵活的人事挑选系统等等。他也一定善于做广告，属于艺术家类型的人。

日本人向来都很成功，他必须在日本轮胎入市的潮流中抓住商机，所以，一个有才干而又有热情的人不得不做对很多很多事情，并使用灵活的系统辅助以保证万无一失。想到这个答案不是太难，但这成功的个例还会有别的解释吗？

我运用一些在许多复杂系统中很有用的粗略的运算法则，那些运算法则是这样的：极大的成功很有可能是由以下几个因素中的部分组合而成的：

1、一个或两个变数的最大值或最小值。

2、增加成功的因素有助于推动更多的因素组合成功，其常常以非线性的方式出现，正如一个人被自我抵制力的极限和物理学中决定性的物质所左右，结果常常不是线性的。多一点物质因素，你会得到更出色的结果。当然，我一生都在追求出人头地，所以我对能说明问题的典型很感兴趣。

3、很多因素都表现得极为优秀。

4、赶上并驾驶某种大潮流。

我常给我的家人出些小难题，不久前我给他们出了这样一道题：“在美国有一项运动，是一对一的比赛，并且有全国冠军。有一个人在相隔65年的两次比赛中都拿了冠军。现在，请说出运动的名称。”我有个儿子是物理学家，他的思维方式受我耳濡目染，立刻给出了答案，他是这样推理的：

这项运动不可能是需要手眼协调的运动，没有人能在85岁高龄赢得全国台球联赛，赢得全国网球联赛更没有可能，也不可能是国际象棋，他知道这项运动有复杂的规定而对耐力也有相当高的要求，实在太难了。但这令他想起了西洋跳棋。“哈哈！即使你是85岁高龄，只要有很丰富的经验，你就能在这项运动中表现不俗。”

第五、经济学中综合运用的内容太少

“你们能否举几个例子说明如果你想提高销售量，得提高价格吗？”

答案是：对于这一问题有四种答案。很少的人能想到第一种答案，但几乎没人想到其他答案。

1、奢侈品：提高产品价格更能提高其作为“炫耀品”的功能。

2、非奢侈品：像我上面提到的后一个因素一样，高价格传达给消费者的信息是：高价位的商品意味着高价值的商品，这对于把高信任度作为一种重要因素的工业商品特别适用。

3、提高价格并以合法的方式使用额外的收入以便更好地改进产品或改善销售系统。

4、提高价格并以不合法或不道德的方式使用额外收入以便利用代销机构或其他对终端消费者有害的方式，如公共基金提成等。

利用额外的佣金贿赂客户的销售代理就是在背叛客户去贿赂经纪人，把客户的钱变成高佣金的产品。

这个策略并非是人类品质中吸引人的闪光点，我一生中几乎完全避免使用这一策略，我认为不必要花你一生的时间销售你自己都不愿买的东西，尽管是合法的，我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对于经济学问题，即使是在高等学院的背景下，人们对于综合内容的掌握是多么得少。这种失败不是源于教授们知之而不授，是源于教授们对于此类综合的一知半解，他们受教育的方式也大相径庭。我不记得凯恩斯或是加尔布雷思曾说过，经济学教授们都是很吝惜自己的观点的，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几个观点能令他们受用一生。

一旦尝到了综合考虑问题的甜头，你立刻会想到“这些事相互影响吗？”它们当然会相互影响，那正是现代经济体系力量的源泉之一。

我敢打赌：在这个国家中的每个经济学部门做这个测试，都会得到足够的有关综合性理论的论证，他们可能会谈到罗纳尔德·寇斯，可能会谈到交易成本。会想起一些他们的教授传授给他们的东西并将之全盘托出，但真正理解它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我很有信心地预言大多数人难以自圆其说。

我举一个与此有关的例子，就是因发现普朗克常数而获得诺贝尔奖桂冠的马克思·普朗克，他曾经想研究经济学，但放弃了。为什么世上最聪明的人之一的马克思·普朗克最终选择放弃经济学呢？他的回答是：“经济学太难了。你能得出的结论总是无序的、不确定的。”经济学难以满足普朗克追求有序的愿望，所以他选择了放弃。

第六、极端的、产生逆反效果的心理无知

假如你在拉斯维加斯拥有一个小小的赌台区，有50个标准的投币机器，外观一模一样。但在一排投币机器中有一台机器与众不同，无论你随时把它摆在50台中哪个位置，当一天结束后你走到机器旁，你总能从那一台机器得到比别的机器多25%的筹码。

那台机器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人们已经使用了现代电子学让近距脱靶的概率更高，那台机器比正常的机器更频繁地瞄准柠檬、葡萄射击而脱靶，这吸引了更多的玩家。很简单，显然是心理作崇：那台机器的所作所为正好触发了一些基本心理反应。

如果你知道些心理学因素，如果你脑海中有一份清单，只要浏览一下这些因素，你就会突然恍然大悟怎样来解释这样的现象。如果你想像踢驴比赛中的单腿人碌碌无为地度过一生的话，你就做我的座上客吧。如果你想像一个双腿强壮健全的人那样成功的话，你得学习这些方法，包括了解心理学，同时还要研究微观和宏观经济学。

我认为如果你是个经济学家的话，当诸如功能性经济障碍以成功解决以及能解决许多问题的简便的策略涌现出来之后，再说不知道如何理解问题，解决问题就没有借口了。

萨穆尔·约翰逊。他说，从本质上说，如果一个学者稍作努力就能轻易改变无知而他却维持不变的话，他的学术行为等于是背叛。他说如果你是一名学者，你就有义务尽可能地不做傻瓜，所以，你得尽可能不断地探索，清除学术体系中可以清除的无知。

第七、对于第二以及更高的顺序效果关注太少

当我做气象学者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东西很令人恼火，经济学使气象学看起来像个茶话会。

而是经济学的规律使得购买纺织品的人受益，拥有纺织厂的那个人并没有得到更好的收益。我认为学校的工作做得不够，不然的话，这样愚蠢的事是不会频频出现的。

我不采用正式的规划设计，我不让人们为我这样做是因为我不喜欢伏案工作、呕心沥血，但我还是看到人们一直那么愚蠢地工作，不管他们怎么愚蠢，许多人还是对此深信不疑。在美国，做愚蠢的案头规划是一种有效的销售技巧。

游戏已经上升为一种艺术形式，在游戏人类系统的过程中，人们学会了欺骗。这对文明有好处吗？这对经济纯净有好处吗？见鬼，绝对没有。那些设计容易让人钻营的人是要下地狱最底层的。

只能说那些无知的立法部门设立了奖励欺诈的激励制度，立法部门不少成员曾上过法学院，他们没有考虑其危害文明的行为，没有考虑撒谎和欺骗的第二顺序结果和第三顺序结果。所以，经济学中充满了这些欺诈行为是不足为奇和司空见惯的。

正如从心理效应预见的“互利倾向”一样，对一门颇为高深的大学课程，教授总是会给一个A等。所以维克多·尼德霍夫在哈佛经济学系没报名选别的课程而是报了最高深的大学课程。理所当然，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A等。一时间，在哈佛的人可能把这当成新的奇人奇事。这是有点荒唐，但这种策略是有效的，维克多·尼德霍夫因此名声大振，人们称这种方式为“尼德霍夫选课式”。

开始时你们接触到的是有12亿多农民的落后国家，最后他们变得越来越强大，将来可能比你们还强大。李嘉图没有证实先前领先的国家将取得这样一个结果，他没有尝试确定第二个以及更远的结果。

如果你想和经济学教授谈论这些观点的话，他们就会惊恐地回避，因为他们不喜欢这类谈话。我尝试过三次，这样做确实会破坏他们有序的行规。当你忽略了第二个、第三个顺序结果时，事情就更简单了。

在三次尝试中，有关这个话题我得到的最好的答案是来自乔治·舒尔茨他说：“查理，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如果我们停止与中国贸易，其他发达国家与之的贸易往来会照常进行，我们阻止不了中国相对于我们上升的趋势，我们也会失去李嘉图诊断的贸易优势。”这样的说法显然是正确的。

我认为他很机智，他甚至比我年长，也许我应该学习学习他。

第八、对于“间接贪污行为”的关注不够

在经济学中对于最简单的、最基础的代数原理注意得太少。加尔布雷思认为：如果你有未被披露的公款挪用，也就有了凯恩斯认为的经济刺激效果，因为那个被盗用了钱财的人认为自己还是像以前一样富有，于是照样挥霍无度；与此同时，盗用钱财的人得到了新的购买力。从加尔布雷思的观点看，这样的分析是正确的。

我认为美国业主的几十亿资金被完全浪费于投资公共证券组合的事宜。只要市场不断向前，那个浪费了财力的人就感觉不到，因为他不断关注的是上升的价值。对于那个因投资建议而获利的人而言，当他为了钱而在兜售有害的东西时，钱财看起来完全像正当的收入，事实上却是未披露的间接贪污行为。我把自己的观点对独立思考的、渴求知识的大学生们开诚布公、可能会对他们通过论文有所帮助。

第九、对美德和罪恶效应重视不够

经济学并非只令人想起一栏栏的数据，经济学中还蕴藏着巨大的美德效应。帕乔利修道士所创造的复式记账法的传播是经济学的一大美德，他令商业变得更加不可操纵，使它变得更诚实。

接下来的现金出纳机为人类道德作出的贡献比公理会更多，它使经济学系统能运行得更好。一个容易导致欺诈的系统会令文明毁于一旦。

一旦有了极其可靠的信度风范，经济体系会运行得更好。至少在过去一代的美国人中，取得信度风范的传统方法是通过宗教，宗教慢慢灌输给人愧疚感。这种来源于宗教的羞愧感一直是信度风范巨大的动力，对于人类的经济成果帮助很大。

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他生命后期想要美国政府实施的体制，他不想让政府高官拿薪水，而是像他自己那样，或者像完全没有薪水的摩门教会的统治者那样。

为了取得最好的效果，有时候道德看起来是不公平的。但这像大多数世俗的结果一样，通常总是不被认可。在体制功效中，渴求完美的公平会引起很多可怕的问题，一些体制对个体而言应该是有意的不公平，因为总的看来，他们对于我们大家是更公平的。

这样，在显然的不公正中可能就存在着美德。我经常引用一个例子：在一支舰队里，如果你的船搁浅了，即使不是你的错，你的职业生涯也要结束。我认为为了确保每个人得到更多的公正而牺牲某个无过错的人的公正是每个船长竭尽全力为确保船只不搁浅而采取的方法，为了所有人更多的公平而容忍个别人极少的不公平是我所推荐的做法。

一旦有了资金市场，经济就要求其必须像赌场一样快速而有效，但事与愿违。

另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由于嫉妒而生的罪恶效应。在希伯来人的法律中，嫉妒很巧妙地得到了很强烈的谴责。那些希伯来人知道人是多么会嫉妒，也清楚因此会惹出多少麻烦。他们是有点夸张，但他们这样做是对的。

记得曼德维尔有关蜜蜂的寓言吗？他说得令人信服——不管怎样，对我而言是这样——嫉妒是沉迷于铺张浪费的巨大驱动力。所以，这是一个可怕的罪恶，在摩西的十诫中是禁止的。

我的长辈们就告诉我数学中他们碰到过更多无法根除的缺陷，认定没有悖论就没有数学。如果你是个数学家，无论你多么努力研究，都必须要容忍数学中的悖论。

如果数学家们在创造数学体系时都不能把悖论从中清除的话，可怜的经济学家们也永远清除不了，我们就更不用说了。没关系，生活有了这些悖论，才多了份有趣的色彩。当我遇到似非而是的说法时，就会认为自己是个十足的傻瓜，或者自己快接近所研究的学科边缘了，甚至考虑该属于也给生活增添了乐趣的那一种。

正如我得出的结论一样，我想再说一个故事来证明从一个有限的体系中得出一种错误观念并坚持遵守是多么的荒谬。接下来要说的是从一个古老的国家来到美国的赫曼·黎波维茨，他是生产钉子的，他埋头苦干、兢兢业业，终于，他的小钉子生意逐步昌盛起来了。把生意交给我们的儿子打理吧。

所以他就去了佛罗里达，把生产交给了儿子，但他每周都要看财务报表。没过多久，财务状况就急剧下滑，情况变得很糟糕，他乘上飞机回到工厂所在地新泽西州。他离开机场去工厂的路上看到了一副巨大的室外灯箱广告牌，上面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图像，下面有一行图注：“他们使用了黎波维茨牌的钉子。”

他回到佛罗里达，之后又收到更多的财务报表，情况日益恶化。他不得不再飞往工厂。在路上，他又看到了那个灯箱广告牌，现在他只看到一个空的十字架。哎呀，原来耶稣被十字架压倒在地上，图上写着：“他们没有使用黎波维茨牌的钉子。”

是的，你可以嘲笑这种做法，很荒唐，但很多人死守着失败观点的做法同样荒唐。凯恩斯说：“不是引进新观念难，而是摆脱旧观念难。”爱因斯坦说得更好，他把自己的思想归功于他的“好奇、专心、坚持不懈和自我批评”。他说“自我批评”的意思就是要善于毁掉自己最喜爱的、最难得的观念。如果一个人能善于抛弃自己的错误观念，那就是他最杰出的天资。

我所极力主张的是利用更广泛的多学科综合策略，手法娴熟地帮助经济学以及其他各科发展。我还积极主张人们不要为无法清除的复杂和悖论气馁，那只不过给问题增加了趣味。凯恩斯给我的启示是：大体的正确比完全的错误要好。

如果你们巧妙地沿着多学科的道路走下去，你们将永远不希望回头。因为那样做，无异于砍去你们的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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