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经营性外资银行已超过150家，其中外资法人银行20家，占全国外资法人银行数的80%，资产也在总额的一半以上。但是上海金融服务办副主任马弘坦言，目前金融体制落后于金融的发展，金融改革创新还不太适应经济发展。所以，上海亟需打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而其中的法律服务业这一环又是重中之重。

　　这是马弘日前在首届两岸四地城际法律论坛所言，他还引用上海律师协会的一份调查，预计在2020年上海“两个中心”建成之际，上海的法律服务业产值可以达到410亿元。而近年来，上海这一行业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不过，在马弘看来这些数据都还是“有些保守”，他认为两个中心的建设对于法律服务需求的空间太大，只不过目前多方面的服务都还跟不上。

　　比如说人才的短缺一直是“两个中心”建设的短板，除了金融人才，高端法律人才也很欠缺。中华全国律协副会长吕红兵告诉CBN记者，“比如上海能做海商海事案件的律所不超过十家，律师不超过五十人，这样少的人才储备怎么和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相匹配呢？此外，高精尖的金融法律服务，比如导致金融危机的一大麻烦就是金融衍生品，但其相关的法律问题，就很少有法律人才能去解决。”

　　现在上海每万人中只有五名律师，而在美国这个数字是三十，即便是伦敦巴黎也是每万人中有十多名律师。不仅如此，在上海拥有百名以上律师的律所和业务收入超亿元的所也不超过十家。所以，吕红兵建议一定要建立规模“大所”和“强所”。他希望不仅在上海，而是在全国1.4万家律师事务所中，打造出100家规模化同时规范化的律师事务所。“正如国际四大会计师行引领会计产业的发展与壮大一样，这100家所将是中国民族法律服务业的领头羊与马前卒。”吕红兵期望这些大所强所的出现能够助力“两个中心”的建设。

　　上海市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沈国明对此也颇为赞同，“伦敦港口的主体已外移到距伦敦市中心约40公里的提尔伯里港，在世界集装箱港口100强之外，但为什么还被视为国际航运中心？”他自问自答地说，那是因为国际航运的标准、规则以及纠纷解决都是在伦敦办理的，而提供这些服务的主要就有法律人才。沈国明认为，上海要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目前只是用标箱、进出口货物量上的标准来衡量，肯定是不够的。何况国内地域概念正在弱化，深圳与香港的合作，天津正在崛起，重庆也在积极探索，上海该怎么办？它建设两个中心的优势应该是尽快将金融环境尤其是法制环境，包括法律服务业发展起来。

　　建设“两个中心”对于不仅对上海法律服务业而言是一个重大利好，台湾、香港、澳门的法律业也很是希望借机打通两岸四地的法律服务业市场，目前，上海律师提出的建立“大中华律师学院”以及“大中华律师事务所联盟”的设想，都得到了台北、香港、澳门三地律师的应和。他们对两个中心所引发的法律服务业的巨大需求也相当看好，希望两岸四地能够在法律服务领域更多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