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在5月9日头版转二版刊登了权威人士专访《开局首季问大势》，其中首次提出“我们明确了股市、汇市、楼市的政策取向，即回归到各自的功能定位，尊重各自的发展规律，不能简单作为保增长的手段”，有市场人士对此解读为“只要不发生去年6月股灾的情况，不会出现人们期待的救市”。笔者认为，应该专门针对证金公司等国家队干预市场行为，制订详细的操作规则。

无论投资者认可或抗拒，国家队已经成为市场的一份子，甚至有时就是投资者的交易对手，这是谁也回避不了的现实。去年股市大幅波动期间，国家队入场干预，确实对稳定市场和投资者信心起了重要作用，然而是药三分毒，国家队的入场，在带来某些好处的同时，也对市场内在运行规律形成了干扰，而且可能对一些投资者的利益形成负面影响。由此必须尽快为证金公司等国家队的干预制订一个行为规范。

首先，应明确国家队在市场中的角色定位。证金公司的业务原本是为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提供配套服务，证金公司的股东包括上交所、上交所、上期所等，在去年的股市大幅波动中，其被赋予干预市场的新职能，从银行等融资到股市买股。无论从证金公司作为股份公司的性质，还是证金公司从国有银行等借款，都说明证金公司不能完全摈弃“经济人”角色定位，也就是说即使证金公司不图从股市赚钱、也不能亏钱，否则风险就可能引至金融机构，最后可能是全体国人买单。当然，证金公司买股赚钱，也要取之有道，因此建议证金公司定位为“最为稳健的价值投资者”。

其次，明确买入股票的标准。这是上一条建议的延伸，去年救市初期国家队买入银行等绩优股，但这导致中小创股价恐慌下跌，于是有部分机构提议资金进入中小创来托市，后来国家队大笔买入了一些高市盈率的中小创股票、甚至垃圾股，其中的梅雁吉祥等股票甚至作为“王的女人”遭到爆炒，这助长了市场筹码赌博投机气氛，而现在炒完之后股价持续下挫，不少追高散户被套或割肉，结局是一地鸡毛。

去年国家队为救市而匆忙买入这些高市盈率股票，可能存在一定问题，买入股票没有一个标准、鱼龙混杂，这很容易引发操盘人员的道德风险，可能为他人作嫁衣裳或为减持大股东输送利益。我们可以看一下我国台湾地区“国安基金”的操作，其买入股票主要是参考台湾50指数成分股为主，大多数是业绩良好的绩优股。因此，既然证金公司应是“最为稳健的价值投资者”，那么建议证金公司买入股票标的应该为最近三年平均市盈率在10倍以下、净资产收益率在10%以上、每年分红率在30%以上。有了此类标准，可最大限度限制操盘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自主权，既可维护市场公平公正，还可引导市场价值投资。

其三，要明确入场干预的决策程序和干预时机。我国台湾地区“国安基金条例”第八条规定：当岛内、外发生重大事件，或是国际资金大幅移动，明显影响民众信心，导致资本市场及其它金融市场有失序之虞，经委员会决议，动用资金，发挥安定市场的力量。证金公司干预A股，同样有必要明确干预的决策程序，为此应该成立一个多方参与的委员会、由其投票决策。干预的时机，主要是发生重大利空事件、国际资金大幅抽离、指数持续暴跌达到一定程度并引发市场恐慌等。国家队股市干预不宜出手太早，过早出手等于过早消耗子弹，同时也可能被深度套牢，等着市场出现真正恐慌需要子弹托市时，证金公司或许又没有子弹了。另外，对每次出手干预的资金力度，显然也要有所规范。

其四，禁止国家队短线交易。目前短线交易的概念是指上市公司董监高及持有上市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在法定期间内（一般为6个月）对公司上市股票买进后再行卖出，或卖出后再行买入的行为。禁止这些主体的短线交易，是为了防止上市公司内部人员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获得不正当利益；而证金公司等国家队持有一家公司的股票即使没有达到5%的比例，但由于它具有政策信息、资金等方面的天然优势，为此应该借鉴董监高、大股东短线交易规定，禁止证金公司等国家队在买入后的六个月内又卖出、或卖出后再行买入的反向交易行为。也就是说，若国家队干预市场在短期内进进出出，这样的操作应该禁止，否则没有投资者敢在这样的市场继续玩下去。

其五，要明确退出时机。证金公司不可能永无休止往股市砸钱，要想对下一次股市危局进行干预，就必须提前筹集资金，这就必须有相应的退出机制。一般来说，平准基金应该在股市成交活跃的时候退出，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救市基金都经历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最终退出，经过漫长时间，市场对救市基金的感觉慢慢退却，加上市场气氛好转，此时救市基金可以“来无影去无踪”，最大限度降低其减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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