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逐步融入长三角的过程中，安徽呈现出明显的梯度性，即先与江苏、浙江全面对接，再逐步接受上海的辐射，最终完全融入长三角的产业分工体系。

区域一体化进程走在全国前列的长三角地区，迎来了新的“小伙伴”。

5月11日，备受关注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下称《规划》）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审议通过。此次《规划》最大的亮点，是安徽的八个城市正式成为长三角城市群的新成员。此前，不管是2008年9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长三角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还是2010年国务院批准的《长三角地区区域规划》，一直将长三角的范围明确为江浙沪，安徽不在其列。

由江浙沪皖26个城市组成的新长三角城市群阵列，未来将打造改革新高地，推进金融、土地、产权交易等要素市场一体化建设，开展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合作。李克强总理对此寄予厚望：（长三角）要争当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到2030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在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逐步融入长三角的过程中，安徽呈现出明显的梯度性，即先与江苏、浙江全面对接，再逐步接受上海的辐射，最终完全融入长三角的产业分工体系。安徽经济研究院区域所所长徐振宇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称，目前，安徽的整体经济水平与长三角核心地区仍有距离，需要在体制机制、产业政策、公共服务等方面进行积极对接：“要在和江、浙、沪更加紧密合作的背景下，抓住机遇，深度发展。”

新阵列：多个江浙地级市未进入

作为经济区域，目前，长三角以仅占全国2.1%的国土面积，集中了全国20%的经济总量，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而从行政区域的层面来说，“长三角到底包括哪些城市”其实是一个变量：一直有周边省市不断加入到长三角的协调发展及规划中来。

长三角城市的合作起源于1992年建立的“长三角15个城市经济协作联席会议制度”，1997年，该制度升格为“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共召开了16次会议，历经多次扩容。

2003年，浙江台州被接纳为正式成员；2010年，合肥、盐城、马鞍山、金华、淮安、衢州等六城市加盟；2013年，徐州、芜湖、滁州、淮南、丽水、温州、宿迁、连云港等8城市纳入—至此，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会员城市扩容至30个。

在区域经济专家看来，长三角区域经济10多年来取得的突破性发展，主要动力来自市场。

作为首个引入自贸区改革经验的城市群，自上海自贸区成立后，长三角城市群中的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合肥海关纷纷正式启用“区域通关一体化”的通关模式，三省一市的出口企业可自主选择申报地、查验地点、通关方式，实现报关企业异地互认、五地海关执法互认等。

值得一提的是，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是一个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而本次《规划》中新诞生的长三角城市群，则由26个城市组成，除上海外，还有浙江的8个城市、江苏的9个城市和安徽的8个城市，包括苏北的徐州市和浙南的温州市在内的多个江、浙地级市未被列入。

习近平首设“定期会晤制”

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研讨中，曾有学者提出：希望仿照国家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模式，设立中央直属的长三角协调机构。但上述设想并未被高层采纳。目前，长三角推进一体化形成的是决策层、协调层和执行层三级运作的区域合作机制。

决策层即“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省（市）委书记、省（市）长出席，三省一市常务副省（市）长、党委和政府秘书长、党委和政府研究室主任、发改委主任和副主任列席；协调层即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常务副省（市）长参加的“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执行层则包括“联席会议办公室”和“重点合作专题组”。目前共设立了交通、能源、环保、社保、食品安全等12个重点合作专题。

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的定期会晤机制，最初由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提议设立，首次座谈会于2005年底在杭州召开。2008年，“泛长三角”概念进入中央视野，原本由江浙沪两省一市主要领导参加的座谈会首次邀请安徽参加。

今年5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指出，目前长三角以上海为中心的“两小时经济圈”的空间范围正在不断扩大，到2020年，这一经济圈将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全境及安徽除亳州以外的4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届时，长三角将全面迈向当日经济。5月18日，安徽省省长李锦斌在安徽省政府会议中称：“安徽已在国家战略层面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将更广泛地承接沪、苏、浙等发达地区的辐射，推动安徽在中部崛起中闯出新路。”

随着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所涉及的利益安排也将更加细致。根据《规划》，新的长三角城市群将发挥上海的中心城市作用，推进南京、杭州、合肥、苏州、无锡、常州、宁波等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构建以铁路、高速公路和长江黄金水道为主通道的综合交通体系，促进信息、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以“飞地经济”推动长三角合作

近年来，长三角地区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紧张等城市病日益凸显，反观皖江地区，发展空间广阔，资源要素优越，却一直未能充分分享到上海及南长三角的经济外溢效益。此外，由于所处地理位置，安徽的经济发展常面临“尴尬”局面：东部沿海开放时，安徽被当成了“西部”；实施西部大开发时，安徽又成了“东部”。加上整体经济实力方面存在的落差，一直存在“苏浙沪不带安徽玩”的情况。

但向东发展、积极融入长三角一直是安徽在区域战略上的主打方向，即使在整个2013年打造“中四角”（以湖南、江西、湖北、安徽四省为主打造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概念时，承接来自江、浙、沪的产业转移仍然是安徽发展经济的自然选择。

2004年，国家发改委开始编制长三角区域规划。此后，安徽一直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加入长三角合作区域。2010年，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安徽为承接东部特别是长三角的产业转移，制定了专门的规划。此后，安徽省发改委曾发文，明确提出皖江示范区将以“飞地经济”为桥梁，探索长三角的区域协作与利益共享机制。

所谓“飞地经济”，是指以工业园区为载体，由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整批输出项目，欠发达地区则提供土地，双方合作开发，共享园区的税收、GDP等。这意味着，安徽要将“净地”交给江、浙政府或企业建设，双方按比例共享利益。

徐振宇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近年来，江、浙、沪诸多投资项目在皖江城市带、合肥都市圈等地积极布局，在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对提升安徽经济的推动作用明显。安徽省在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提出，要推动合肥都市圈的一体化发展，创建国家级合肥滨湖新区，加快建设合肥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副中心，形成全国有重要影响力的区域增长极。从区域发展来看，合肥的滨湖新区一旦上升为国家级新区，将成为继上海浦东新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南京江北新区之后，长三角城市群里的第四个国家级新区。

安徽近日出台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也提出，要把合肥经济圈打造成全省核心增长极。到2020年，合肥市地区生产总值将达1万亿元，成为长江经济带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区域性特大城市，人均收入力争达到长三角城市群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