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杠杆本质上指“对于债务率过高的部门，要降低它的杠杆”。如果要维持整个经济需求相对稳定，就意味着其他债务率低的部门适度增加杠杆，否则就没有办法在供给侧改革推行同时，保持适度需求管理。

比如美国，在过去几年次贷危机之后，它的杠杆率出现大幅度下降，实际上在2008年之后，美国企业杠杆率和居民杠杆率出现了显著下降，但是美国政府的杠杆率，上升得非常快。2009年，美国财政赤字已经达到GDP的10%。目前美国政府的杠杆率已经是他三个部门当中最高的，而中国最高的是企业部门。2009年以前，美国政府债务率是三个部门当中最低的。也就是说，在经济下滑过程中，很难做到整体杠杆率均出现下降。一定是在某些部门下降同时，去提高债务率的空间。

对于当前我国政府债务的整体水平，上周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也给出了详细的数字，加上地方政府或有债务，2015年全国政府债务的负债率将上升到41.5%左右，低于欧盟60%的预警线，也低于当前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如日本超过200%、美国超过120%，所以我国政府加杠杆的空间较大，但是财政投资也面临一些约束。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政府部门加杠杆基本都对应着基建投资。基建行业本身就是过剩的，而且存在比较明显的投资低效问题，如果社会资源通过政府加杠杆投资的方式，聚集到钢铁、水泥上，实质上等同于低效债务杠杆的简单转移，对于实体经济杠杆的减缓有一定帮助，但也顶多是无效产能承接而已，宏观层面上全社会增长效率未必有明显的改善。

政府阶段性适度加杠杆，必须要有效引导民间投资，不对民间资本产生“挤出效应”。

去年至今，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下滑，尤其是今年前4个月，民间投资更是不及全部投资增速的一半。民间投资增速固然与宏观经济走势密切相关，同时“挤出效应”也是造成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重要因素。政府投资提速，会对有限的高效民间投资形成挤压，本身就不是一种资源优化配置的合理方式。

政府加杠杆对接企业部门去杠杆，根本出路在于实体经济卸掉杠杆后供需环境改善，企业盈利能力增长，从而投资动能恢复，并最终推动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修复，那么政府部门的杠杆也会化解，这样全社会完成一轮杠杆的周期移动。所以，政府加杠杆政策的着眼点是修复实体经济的正常投融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