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大师对话”系列活动邀请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名誉董事长、梅拉梅德公司董事长，被誉为“全球金融期货之父”的利奥?梅拉梅德（Leo Melamed）博士，发表了以“国际金融市场的现状与未来”为主题的精彩演讲。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金融学系教授金李现场与梅拉梅德博士进行了对话，并主持了现场问答环节。

梅拉梅德博士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名誉董事长，同时也是梅拉梅德公司董事长，被誉为“全球金融期货之父”，1972年就担任商品交易所的董事长，并创建了国际货币市场。他带领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商品交易，1976年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电子交易期货系统，带来了革命性影响。1992年，梅拉梅德博士成为全球电子交易创始董事长，同时也为很多全球交易所市场，和很多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提供顾问。

[以下内容根据梅拉梅德博士发言整理]

股市震荡不应归咎于期货这支“体温计”

期货市场在中国的发展始于农业。2006年，我说服了你们一位很重要的领导人，就是王岐山副总理。我说你们应该搞一个股指期货市场，很多国家都有股指期货。所以，2006年金融期货市场在中国搞起来了。如果在美国推出一个新产品，第一天能有1000笔交易已经算不错了，但中国就可能会有5万笔交易，这么大的数目，一定会很成功。

在它随后的发展过程中遇到一个大问题，就是这些交易基本上都是投机行为，可能占到90%，只有10%的 商业交易，这是个不好的比例。这一点很难改变，因为这种改变需要教育，但教育投资者如何利用市场是很难的。现在还没有很成功的做法，所以去年夏天的市场突 然像脱缰的野马，大家觉得只要买股票就能赚钱，是啊。但是有一定的风险，你如果把它炒的太高了，就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了，后来确实应验了。一跌就跌得一塌糊 涂，这样大家都说，这要怪股指期货，期货不好。不然，期货只是体现了现实，它们是传递信息的，因为它们最接地气，最敏感，与市场连接最紧密。一个指数过高 或过低都会最早通过股指期货有所反映。

很遗憾的是中国的市场太高了，大家恐慌的时候就会暴跌，这跟1987年的美国情况一样，我们当时情况几乎更糟。据说1987年的时候我们的市场一天就跌了22%，中国的股市跌幅还是在一个月里才超过22%。 当时在美国也有很多政客说，都是要怪期货。但这不是期货的问题，期货只是反映现实，现实就是市场走涨得太高了。期货就像医生的体温计，如果量到病人发烧 了，就要吃药诊治，你要是不相信体温计，把体温计扔掉了，对病人有用吗？没有用。你一定要听取市场的信息，市场会告诉你真实的情况。他们一定会变化，因为 不断有新的因素进来，事实会有变化，但是市场总是会反映现实。

投机和对冲的理想比例

一定要有流动性才能有市场，对冲参与者知道市场上总是有很多要价的，很多应价的，这样大家才能成交。所以说，投机对于市场的形成非常重要，但是让投机占多大比例合适？10%的对冲，90%的投机是不行的，一个纯粹投机的市场它就是一个赌场，没有意义，这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说的经济，是严肃的工具，你要有一个严肃的市场，你可以买和卖，但是里面没有基础。所以，至少要有百分之三四十的套期保值，如果50%、50%也更好。如果说套保交易太多，交易就不够活跃。

所以，一个价值大约100万美元的合约，参与这样大宗交易的人并不多，因为一次就一百万，但是这个市场是有效运行的，这个工具的价值够大，这个商业活动就会占多数。商品的价值有多大是有影响的，到底是商业交易多，还是投机多。1972年，我开货币市场的时候，当时我不懂，我不知道这个比例多少最好，也不知道他们的每一个合约的价值应该是多少？当时银行都是跟这些商业交易打交道，一次交易就是2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对于投机者来说量就太大了，有谁能够倒来倒去20万，没几个人，所以这个市场就不太活跃，后来我就懂了，价格单元太大了，我就减少了一半，从20万变成10万，这时候市场就灵了，有很多人参与投机了，很多商业交易者他们也适应这个10万的价格。市场中正常交易与投机的具体比例是多少，我没有办法说。但是如果价值太高，就不能投机，如果价值太低，对商业交易者也不好。假如降到两万，那些商业交易者就懒得来搞了，因为你要进行大笔交易，佣金又太多了。

我昨天跟证监会的新主席聊了一天，他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我们谈的很好，他也理解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要改变投机和正常的套保交易的比例，要通过教育，让投资者理解市场的作用。

个人是否适合做期货投机？

个人参与期货投机交易比较困难，因为期货市场波动很大，上下波动很快，你一定要特别熟悉期货市场才行，个人一般没有这样的条件来连接这样大的市场。你要很 懂才能去做，才能去投机，这是很难的。很多人来问我说，你觉得我能去做投机交易吗？我不知道，这要看你的心理、资金、与市场的连接，这三个重要元素。

第一个就是心理，你要不是一个敢于承认错误的人，就不要进行投机，肯定会输光的，你要能够承认失败，承认错误，发现错了，赶紧退出来。有些人不愿承认自己 的错误，一味留市场里面，最后输光了。所以，如果你要不是愿意承认错误的人就不要搞这个。你要敢于说，我搞错了。然后你要学习，要学会做交易。第二还得有 资本。你要从一个产品慢慢开始交易，然后成功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钱去投。还有就是连接，市场变动得很快，你打电话找你的交易代理，太花时间了。你一定要与 市场有连接，要学会怎么来按一下就操作，就买就卖，这个很难。这是三个根本的条件，我不建议任何人做这样的投机交易，有时候可能连续十年都亏钱，所以你要 有充足的资本，要认识到它的困难。从投机的角度，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要判断出市场的走向。

现阶段中国原油期货市场应用美元计价

中国的能源有60%是 进口，来自世界各地。既然国外进口占比那么大，那么你们就必须要对于价格有一些发言权。所以，我总是跟这些监管当局说，你们必须要能够对于你们接下来能源 的供给有发言权。因为现在你们只能被动地去接受定价。但是我认为，如果能够有这个定价的话语权，你就可以减小定价方面的风险。所以，也许你们就应该积极的 去推出一个原油的期货市场。那应该是以美元还是人民币计价？我觉得可能必须是美元，因为全世界其他地方他们都用美元来交易原油，如果现在突然推出一个人民 币，没有办法吸引到足够的交易对手。但是，如果人民币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储备货币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人民币来做原油期货的交易。但是，现在人民币离成为储 备货币还有一段路。我个人认为现在应该是用美元计价原油的期货，但是，如果哪天国际能源交易所他们觉得更愿意用人民币交易，也许这就是推出人民币计价的原 油期货的成熟时机了。

【以下为对话环节内容整理】　　

Q：金李教授 A：利奥?梅拉梅德博士

Q：您对市场引进一些新的金融产品很有经验，大家都把你尊称为“全球金融期货之父”。你一手创建了标普500，以及欧洲美元的这个市场，你这些金融创新的概念点子都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经常说金融创新，如果让这些在校生以后出去也能够灵光一现，他们在哪里找新的点子？

A：当然，首先要了解你的主业，80年 代的时候，我当时就开始思考股指的市场。我想股指市场的时候我不只想股指市场，我是先从股票市场的思考当中获得启发的。我知道对于股市来说，它与货币市场 之间的运作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有一个现金市场，像纽交所等等，那么，你可以在各个交易所之间形成一个股指的产品。大家可能都对你手边的产品 有所熟悉，都可以把你手边的产品变为期货。

给各位举个例子，在医疗领域，我们都需要仰赖这些医疗公司，医药公司去做科研创新，发明出新药让我们更健康。但是医药的发明成本是非常高的，在医疗行业20个产品当中可能只有一个会成功，意味着其他19个 你所投入的钱都付诸东流。每一个要你花上百万，或者数十亿美元的投资，最终如果它不成功，你就必须要用其他的一些药来补贴这些失败的药品的研发。所以，为 什么拿医疗行业，医药行业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呢？就是制药行业要投这么多钱才能够做出一个成功的产品。那么，对他们来说，这种研发成本高昂的问题是不是能够 通过金融商品，或者期货来对冲？如果能，我相信他们是喜闻乐见的，所以如果你们能够找到一个产品，能够帮助医疗行业，制药行业，20个药当中只有一个会成功，19个失败，你要能推出一个产品，能够帮助制药企业减小这19个失败产品的损失那就了不起了。有些人甚至跟我说，Leo Melamed教 授你竟然什么都能够变成期货，能不能有一个天气期货。我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其实那时候听起来很疯狂，但是现在的确做出了气候的期货，因为对很多人来 说，他就是看天吃饭的，虽然这个市场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已经有这个市场了。对于所有种农作物的人来说就是看天吃饭，所以天气很重要。所以，哪里找金融创新 的点子？你只要四处看一看，这就是阿里巴巴为什么能够做大，这就是Google为什么能够做大。当 我是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其实很多事情我自己都不敢想，是因为我没有那样的资源，但是你们现在有这样的资源，你们有这样的课程，而且不仅在这里，世界各 地都有这样的课程，在新西兰、澳大利亚、法国、美国，所有的一些其他学校的金融学生他们其实都在跟你竞争，他们有这些计算机的一些技术，那么计算机就可以 说是他们在金融市场当中面向你的武器，如果你不能更好的驾驭你手边的一些武器，最终在金融市场当中就没有办法打败他们。

Q：谢谢您的答复，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去年开始中国的资本市场非常的波荡，波荡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监管 当局希望能够收紧监管。监管收紧看起来好像对于金融创新是不利的。您与马凯、王岐山等高层领导人，还有证监会、银监会的官员都做过顾问，您对他们是怎么说 的，如何在市场动荡的情况之下仍然鼓励金融创新？

A： 这个问题很关键，很多在西方世界的金融家也都觉得要创新不那么容易，我深信监管，因为任何东西都必须要有规则，有规则才能够公平，有了规则才能避免别人从 中不当的获利。如果人们可以操纵市场，可以改变规则，那么这种人就应该要为他们的市场操纵付出代价，而锒铛入狱。这个搞创新的人跟做监管的人始终就像是在 一场拉锯战当中，所有的监管当局都了解这点。如果他们一心只想要避免操纵市场的那些坏人，那么，过紧的管制就可能会扼杀所有的创新。所以，怎么拿捏这个度 呢？其实没有什么秘诀，必须审慎的观察市场，才知道什么时候出什么样的政策。

我并不是跟监管当局作对的人，1984年 我跟美国当时的总统福特求助，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支持，能够通过法案，让美国成立一个关于期权交易的委员会，就像你们的证监会一样。福特总统说，你怎么就这 么奇怪，我们已经有这么多监管当局了，为什么你还要再有一个呢？然后我跟他说，要有市场，就必须要有监管方，没有监管方这个市场是无法存在的。如果一个市 场没有监管，最后就是操纵市场的人单方获利。

那么，你们在中国也有同样这样的目标，在90年 代还没有新市场出现的时候，市场当中其实就有很多虚假的交易，被操纵的交易。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老百姓和散户会因此而蒙受损失。当时就是因为没有好的规 则、法规约束跟制约这个市场。所以，当时我回答美国总统的这个说法就是，你必须要了解这个市场。作为监管方，如果跟不上创新者的脚步，你就会有很大的损 失。所以如果要在这场博弈当中胜出，就要紧跟着市场的脚步。

Q：谢谢，第三个问题是跟您个人的经历有关，您说过您的家人当时逃离了纳粹，当时在你们最终到达自由的美国之前，你们在欧洲颠沛流离了很长一段时间，您觉得这个颠沛流离的经历对你后来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A：金李教授把我的背景调查的很仔细，的确我在波兰出生，1939年的时候我6岁， 当时纳粹入侵波兰，那个时候刚好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我们全家人都被抓了，因为我们都是犹太人。而这些纳粹他们当时一心一意想要消除所有的犹太人，不知道为 什么，当然是对于种族有所偏见。当时我的父亲坚定的相信我们必须要逃离，所以带着我的母亲，还有我，我是他的独子，我们三个人开始逃亡的生涯。首先我们到 邻国，但是很快立陶宛也被俄罗斯占领了。后来我们去海森崴（即俄罗斯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后来逃到了日本，最后才到了美国。所以，这个是刚才金教授已经 在书上读过的，这样颠沛流离一个逃难的经验，对一个6、7岁的小孩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呢？我当时其实不像我的父母一样，我当时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恐惧，因为7岁的时候对死亡一无所知，但是我的父母在逃亡过程当中内心充满了恐惧，他们在面临恐惧的情况下仍然愿意承担逃亡的风险。

所以，我至少认识到，不管你在任何地方，在商业环境当中，你必须要懂得冒险，你才能够有所收获，很多企业进入的一些领域其实都是有风险的，创新也是有风险的。对于制药企业来说，你要尝试20个 不同的新药研发才会有一个成功。所以，我觉得尝试并且失败是不足为耻的，最重要的关键是你不能够放弃，如果你放弃创新，放弃研发这是可耻的，因为创新而失 败是不可耻的，放弃才是最不值得的。我可能要把我的成就归功于我的父亲，我觉得他是我认识的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我记得我们第一站逃亡的时候，他给我举了一 个东西说这是什么，我认出了其中一个，那是波兰的硬币。然后他拿第二个，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他说这是立陶宛的货币，第一个是波兰的货币，第二个是立陶宛的 硬币，我说OK，他问我多少钱，我说这两个价格应该差不多。他说政府告诉我们波兰的货币跟立陶宛的 货币是一样的。但是，他牵着我的手说我我们试试看，找找看这两个硬币的价值。然后我们就进了一个面包店，然后他就跟面包店的老板要了一条面包，问这个面包 多少钱，老板说，一元立陶宛币，我爸爸说好，他就把面包包起来了，我的父亲把波兰的一元拿给他，结果面包店的主人说一块钱的立陶宛货币应该要用两块的波兰 货币来换。那一刻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至今仍然记得，等到我长大，我36岁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个世界需要有一个货币的期货市场，就是因为我们要让人们知道每一块钱的货币最终在市场上交易的时候值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