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退欧是更广、更深刻的全球趋势的反应，中国无法独善其身。

我们认为英国退欧是更广、更深刻的全球趋势在局部的体现。与全球经济在1970年代末至2008年金融危机前长期相对稳定的增长伴随产生的不稳定因素，包括经济杠杆高企、不同群体和区域间贫富差距的扩大等，使得目前全球正处于类似大萧条之后、1960/70年代的动荡与变革年代，社会阶层的对立、内部矛盾激化、民意倾向保守化、社会思潮极端化、区域之间矛盾显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深入参与并受益于之前的全球化趋势，在这些新的经济与政治动态之下，无法独善其身。且近年的发展也面临内部的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制约。无论英国退欧在短期如何演化，这背后的趋势在中期对中国仍将形成挑战。

政策应对：锐意改革，转危为机

在上述全球经济政治格局趋势之下，考虑到当前中国经济自身面临的结构性挑战，我们认为中国应该从挖掘内需着手，充分利用好当前中国经济相比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所展现出的依然相对充分的回旋余地和潜在改革空间，从日本应对1970年代滞胀的外部冲击及1997年之后韩国收拾亚洲金融危机残局的历史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继续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基本思路和方向加快改革步伐，强身健体，以转危为机，力争将经济实力和支持经济增长的制度框架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具体来说，我们认为中国可以有如下政策选择：

第一、改善收入分配以进一步释放短期到中期消费需求潜力。继续使用宽松货币政策在其他主要经济体已经证明效果有限且可能加剧已有矛盾。考虑到居民消费一般“量入为出”，提振短中期需求很重要的方式就是通过纠正分配机制存在的问题来改善收入分配、提高普通民众的收入，包括调整“五险一金”等社保费率、配合加大国资划拨充实社保的力度。

第二、从供给侧制度改革入手降低障碍，挖掘城镇化中长期内需潜力。城镇化依然是中国下一步涉及人口最多、潜在需求体量最大、未来最有潜力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动力的领域。要继续加大力度、加快速度改革在户籍、土地、财税体制、国企以及社会保障等领域里的制约性因素，充分调动“居民进城”与“地方政府接纳居民入城”双方的积极性，以保证城镇化潜力的进一步释放。

第三、以“市场化”和“法治化”为基本导向鼓励创新、激发持续活力。中国当前一方面需求增长潜力巨大，但另一方面民营经济投资意愿持续下滑、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不足，造成这对矛盾的根本原因之一可以归结为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尚不彻底。市场化和法治化条件下建立明确的利益预期，才会激发相应市场主体的创新潜力，使得城镇化相关需求释放的同时，也伴随着模式的创新和效率的提升。

第四、继续深化金融体系改革与开放，化解风险、提升效率。释放内需潜力、抵御外围动荡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目前，隐性的政府担保使得金融体系对国有企业和国有体系的支持力度相对大、金融资源更向国有部门集中，而民营部门持续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利率市场化表面虽然已经完成大部分，但数量控制、窗口指导依然盛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执行与货币政策信号传导模式尚在转型之中；资本账户改革与开放的步伐整体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居民财富累积所产生的多元化配置需求导致人民币在资本账户下面临持续的资金流出压力。这些问题不通过继续深化金融改革来缓解，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将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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